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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节-第五十节 (第3/16页)
财赋,不得不重禁盐铁。但由于朝野上下反对声太大,官营最终没有全部实现。永建元年(公元125年),宦官曹腾、孙程等十九人发动宫廷政变,赶走了阎太后,孝顺皇帝继位,宦官全部封侯并主掌权柄,盐铁逐渐恢复官营,但其后大将军梁翼辅政,盐铁之争再起。” “到了我父皇一朝,大将军为了戍守北疆,说服了我父皇,重开盐铁,而当时主持此事的就是你。”长公主手指李玮,摇头苦笑“算起来,盐铁重开已经十六七年了,现在朝廷要重禁盐铁,而主持此事的又是你,实在让人难以接受。朝堂上如果没有纷争,那才是怪事。” “难道你不怕人家一气之下,把你杀了?”长公主调侃道。 李玮哑然失笑,侃侃而谈。 “盐铁之议,本朝曾有多次,但并未发生流血冲突,臣希望这次也能顺利解决。” “其实盐铁之争,说到底还是治国策略之争。” “在孝昭皇帝始元六年的盐铁之议上,御史大夫桑弘羊就说过,‘盐铁之利,所以佐百姓之急,足军费之旅,务蓄积以备乏绝,所给甚众,有益于国,无害于民’,好处很多。但名士商贾等人则认为盐铁专营有害处,指责孝武皇帝大举进兵匈奴,给百姓带来了沉重负担。” “两方的观点很明确,一方主张朝廷干预盐铁等货殖之事,一方主张自由发展;一方强调朝廷要强势,要威临四海,一方强调朝廷要无为而治;一方从社稷兴盛出发,一方从普通百姓的生存出发…这些观点的对立,不止本朝,自古以来就有。朝廷不强大,则难以抵御外敌,而过于强大,势必要侵害百姓的利益,这个治国的利弊实在难以抉择。” “盐铁之议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盐铁不专营,则朝廷财赋不能保证,这是事实。孝武皇帝朝如此,现在更是如此。不过,如果朝廷夺取了百姓太多利益,又会招致民愤。大秦历二世而亡,教训深刻。” “孝昭皇帝朝的盐铁之议后,朝廷还是继续实行盐铁官营之策,可见建立一个强势大汉的策略还是占据了绝对上风。” “那次盐铁之议,在双方争论的观点中,朝廷一方的论点较为务实,而大儒商贾一方则摆出了以德治国的理论,抨击盐铁官营违背了‘仁政’、‘王道’,认为盐铁官营不过是‘当时之权,一切之术,不可以久行而传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国子民之道也’。这话听上去激动人心,用来煽动百姓大概没问题,但用它来说服我们,实在差得太远。整部《孟子》读得人热血沸腾,却没有一个诸侯国的君主采用孟子建议的治国之策,原因就在于此。” “没有强大的王朝,没有威震天下的实力,百姓如何生存?百姓都不能生存了,还谈什么理想、礼制?只有大汉强大了,百姓吃饱了穿暖了,社稷安定了,才能谈理想、礼制,否则都是胡扯八道。” “当然了,我不是说礼制、道德不重要。本朝历来重视教化,以德治国,以礼教民嘛。士人有理想,有道德,对社稷的好处不言而喻。然而,国政上的很多事,是很难用对错来简单区别和判断的。任何一个决策,朝廷都需要反复商讨,对形势进行分析和判断,需要仔细权衡利弊,需要斤斤计较,锱铢必争。” “我们这类人的所作所为,常常被那些自命清高的士人所不齿。他们常说,君子不言利,他们以崇高的品德和言行赢得了百姓们的拥戴。但我说句难听的话,没有强大的大汉做后盾,他崇高什么?他拿什么崇高?他连命都保不住了,还崇高什么?” “也许他们进入朝堂,亲身接触了国政,他们才会理解治国的艰难,才会知道这其中的难言苦衷,才会发现他们所抨击的‘苛政’不过是朝廷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已。然而,当百姓看到他们进入官场,言行不一后,大多会认为他们不能抵御官场**的诱惑,而与贪官污吏同流合污了。”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想为天下,为百姓,为自己谋取利益,这三种目的同时存在。很多人都想干成一番大事业,但现实挫败了理想。于是很多人往往先丢了天下利益,不顾一切先保住自己的利益。盐铁之争就是如此。” “那些大儒商贾们后来的话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怎么说?他们说朝廷不应夺民之利。什么民?哪个民?是他们自己,是官吏、商贾和富豪,而不是农夫、工匠、奴仆。” “他们认为‘畜民者先厚其业而后求其赡’,‘王者不畜积,下藏于民’,‘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而天子应‘藏于海内’。这是什么话?天子就应该靠赊贷过日子?朝廷就应该亏空?” “还是那句话,只有大汉强大了,只有国富了,百姓才能富。” 第二卷乱世豪雄篇第十一章长河落日第四十七节 大汉元平三年(公元205年),正月。 正月初一,新年大典。 长公主以天子名义下旨,大赦天下。 正月初三,未央宫,麒麟殿。 大司马徐荣召集辅弼大臣议事。丞相李玮正式提出了改制之策。 太傅杨彪、御史大夫荀攸早在年前就已经接到了丞相李玮的书信,知道朝廷的财赋危机非常严重,多次召集府、台大吏商讨改善之策,并且把商讨的细节书告了李玮。今天看到李玮的改制之策后,两位大臣非常吃惊,他们没想到李玮的动作这样大。 重修《盐铁律》,两位大臣同意。当年李弘为了缓解北疆危机,想方设法逼迫朝廷重开了盐铁,当时洛阳的反对之声极其强烈,而太尉崔烈大人更是因此而引咎请辞。重开盐铁其实就是鼓励营商,这严重打击了大汉重农抑商的国策,对社稷的长治久安非常不利。 十几年过去了,当大汉从废墟中爬起来,艰难地走向中兴时,重开盐铁的弊端马上暴露了,朝廷不得不改弦易辙,再次提出“重农抑商”之策,这是好事,不过两位大臣对朝廷事实上控制盐铁的经营权提出了质疑。朝廷直接参予营商,等于“崇末抑本”和“重本抑末”的国策背道而驰,不利于朝廷财赋的持续增长和国力的持续增强。这是有历史教训的,而且最近十几年来的事实也证明,重农是必需的,鼓励营商也是有必要的,两者互为依存,朝廷不能因为财赋出现了重大危机,就全盘否定营商的好处,一棍子把营商打死,从一个极端走到另外一个极端。 (重本抑末是战国时,李悝、商鞅和韩非等法家代表提出来的重视农业,限制或轻视工商业的一种经济策略,他们认为农业是百姓衣食和富国强兵的源泉,因而把农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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