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第4/12页)

在洛林下葬，目前正由圣阿沃尔德一家花圃照管坟墓。他的未婚妻———“一个温柔美丽的金发姑娘，既可爱又聪明”———进了修道院，今天阿尔弗雷德的父母还很伤心，因为他偏偏在战争已经结束的时候赶上了这种事。是的，他原是人造黄油厂工人，为人正派文静，兵是不愿当的，笔者究竟是在什么地方遇见他的呢？秃顶的教堂司事并不怀疑，不过感到好奇，目光咄咄逼人地盯着笔者，使得笔者匆忙行了个屈膝礼，赶紧告别离去。阿尔弗雷德的死亡日期他很不愿意更正，很愿意告诉阿尔弗雷德的父母，每年他们付费照管的坟墓中埋葬的是一个苏联人的骨灰、遗骸、灰烬，这倒不是因为他———笔者———不愿让那堆灰烬、那堆骨灰将这种照顾受到———不是的，不过人们很想知道，据信被葬在墓中的那个人确实是埋在墓中，可是这里看来显然并非如此；而最令人感到不安的是，德国的官僚机构看来完全失灵了。这个真叫人莫名其妙。反正对这位教堂司事来说，事情是够莫名其妙的了。

    叫出租汽车的困难，还有较长时间在克莱费的逗留，乘坐十分不舒适的火车再次经克桑腾和克费拉尔的将近三小时的归程等等，就不必在此一一叙述了。

    当天晚上，笔者就去向玛格蕾特调查，她“信誓旦旦”地说，这个阿尔弗雷德布尔霍斯特是在她的照看下死去的:神情忧伤，一头金发，要求找个教士来，将双腿失去了———她在报告他死亡之前赶快跑进已经下班的文书室，从有卷帘木罩的门柜里用一把私配的钥匙偷出了他的士兵证，在自己的手提包里藏着，然后才去报告阿尔弗雷德的死亡。是的，他曾向她谈过他的未婚妻，一个漂亮文静的金发姑娘，也将他的家乡谈到了———就是笔者为了弄清事实风尘仆仆地走访的那个地方。但她承认，有可能在野战医院即将迁移的匆忙中忘了办“正式手续”她的意思不是指埋葬，而是指向死者亲属报丧。

    这里留下“正式手续”:德国官僚机构果真失灵了吗？或者说，是否笔者有义务去找布尔霍斯特老两口，向他们和盘托出有关他们每年万圣节都为之种上石楠或三色堇的那副遗骨的真相？并问是否他们从没注意到，那墓前有时放着一大束鲜红的玫瑰花，这是莱尼和她的儿子莱夫前去扫墓时献上的？或者，也许笔者能在布尔霍斯特老两口家里找到波利斯填写的那张预先印好的红色卡片，上面写着他已平安无事地被美军俘虏？这些问题只能悬而未决。把一切弄清楚是不可能的。笔者坦率承认，他———就像布拉班特的埃尔莎或罗恩格林那样———在下莱茵，在差不多是荷兰的一位教堂司事那好奇怀疑的目光注视下，在距离奈梅亨不太远的地方失去了镇定。

    有关肠卜僧的一些情况没有想到倒搞清楚了，虽然不是全部，不是有关她的死亡情况，但至少弄清楚了她的部分历史，虽然不是她本人的未来打算，而是别人为她的未来所作的打算。罗马，笔者后来还是下定决心前往，而且竟例外地不虚此行。关于罗马这座城市的情况，笔者请诸君阅读有关的旅游指南和导游书刊，还有英、法、美、意、德等国的电影以及大量有关意大利的德文作品，他不想对此作任何补充；他只想说，他———甚至在罗马———理解了弗里茨的愿望；他可以研究耶酥会修道院和女修道院的不同之处，他受到了一位最多四十一岁的美貌迷人的修女的接待，她听到笔者对科伦巴努斯、普鲁登齐娅、采齐莉娅和萨平蒂娅等修女的满口奉承话时面露笑容，倒不是屈尊俯就，而是真心实意的通情达理和亲切友好。甚至还想到了莱尼，原来，那个气派不凡地坐落在罗马西北一个高地上的教团总部是知道莱尼的。想想看:莱尼那儿的人们知道！在意大利五针松和棕榈树下，在大理石和黄铜之间，在一个相当雅致的凉爽的房间里，坐在黑色莫里斯式皮沙发上，一杯相当不错的茶在桌上放着，对茶碟边上青烟袅袅的香烟并非故意也并非宽厚而是确实视而不见，一位实在迷人的修女———她曾以一篇关于冯塔纳的论文取得博士学位，不久将以一篇关于戈特弗里德贝恩(！)的论文将大学(尽管只是教团所属的一所大学)授课资格取得，一位身穿朴素修女服(非常合身)的高水平日耳曼文学专家，甚至很熟悉海森比特尔———她知道莱尼！

    想一想:罗马！意大利五针松的绿荫。电风扇，蝉鸣，香茗，杏仁饼干，香烟，大约傍晚六点钟，rou体和精神同样迷人的一位女子，在提到《O侯爵夫人》时也毫不将尴尬的神色流露出来。当笔者不假思索地在茶碟(一只仿造得逼真的迈森瓷器赝品)上把按灭第一支烟，点上第二支烟时，她蓦地压低嗓门，语气粗鲁地说:“该死的，您也给我一支抽吧，这种弗吉尼亚烟草———这味道我一闻见就非抽不可。”———她吞云吐雾的样子只能用“邪恶”这个词来描述，并低声继续地、这次是带着十足的共谋者口气说:“要是索菲娅修女来了，就说是您的。”此地，此人，在世界中心，在天主教界的心脏，她知道莱尼，她姓普法伊弗甚至也知道，不仅是姓格鲁伊滕。她，这个象天仙一般的美人，以学者的求实态度，在一只面积为DIN-A4、高约十厘米的绿色纸盒里翻寻着，只是为了帮助记忆才偶尔看一看那些文件资料。她介绍情况:“修女拉黑尔玛丽亚金茨堡，波罗的海地区人，一八九一年于里加附近出生，一九○八年在柯尼斯堡高中毕业，在柏林、格廷根、海德堡上大学。在海德堡一九一四年获生物学博士学位。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犹太籍和平主义社会主义者曾多次被捕。在一九一八年提出了关于克贝尔纳的内分泌学发端的博士论文，由于这篇论文涉及医学、神学、哲学、伦理学等方面的问题，属于哪一门学科，因此很难断定，最后还是由一位内科医师认定为医学论文。在鲁尔工人居住区行医。一九二二年改信了天主教。在参加青年运动的人士中开展报告活动。遇到重重困难后出家，原因与其说是她的假唯物主义学说，倒不如说是她的年龄。她毕竟一九三二年已有四十一岁，而她以往的生活———说得轻一点———并非是全然柏拉图式的。经一位红衣主教说情，进了修道院，半年后被停止教学活动。嗯，”———这时，美丽的克莱曼蒂娜修女若无其事地拿起笔者的那盒香烟“抽出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