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七十 (第11/13页)

她们的罪。

    都察院判处二十四人死刑，皇帝命令群臣审讯，发现有蒙冤的，减少了几个死囚。

    真州有十八个小民图谋不轨，全部处死，而释放了那些母子当连坐的人。

    任用峻刻官吏开济、詹徽、陈宁、陶凯之辈，后来大都因得罪处死。

    皇帝也多次发布仁慈之言，不愿意纯用刑罚。

    曾经到郊外祭坛巡行，皇太子跟着他，他指着路旁的荆棘说：“古代用这个作鞭扑的刑具，取其能去风，即使有寒也不伤人性仑。”尚书开济提议将法网定得更密，皇帝告谕他：“竭泽而渔，祸害到鱼秧鱼子；焚林打猎，祸及小鹿幼乌。

    法网太精巧太致密，小民如何能自我保全？”开济惭愧地赔罪。

    参政杨宪提议加重法律的处罚，皇帝说：“在苛重的法典下求生，好比到铁锅里寻鱼，要想活命很难。”御史中丞陈宁说：“刑法严峻则人们不轻易触犯，官吏明察则下面没有隐情。”太祖说：“不是这样。

    古人制定刑法用来防治邪恶，保护良善，所以唐、虞之世，只是在犯法者衣冠上画图或让其换穿特制的服装，民众就不去犯法了。

    秦代有锥凿头顶、抽取肋骨的刑罚，灭夷三族的制度而监狱多得成了集市，天下人怨声载道，终于反叛。

    没听说用商鞅、韩非之法，而可以达到尧舜之治的。”陈宁惭愧地退下去。

    皇帝又曾对尚书刘惟谦说：“仁义，是滋养人民的粱rou；刑罚，是惩戒恶人的药石。

    舍弃仁义而光用刑罚，这是用药石来养人，能算好办法吗？”大致太祖之意，当是加重法典以惩戒一时，而酌取适中以垂示后世，所以猛烈的整治和宽仁的恩诏相辅相存，不曾偏废一方。

    建文帝继承法统，重文治，特别用心于以仁义教化人民。

    元年，刑部上报的罪囚，和太祖时代相比减去十分之三。

    成祖兴起平定动乱之师，将忠臣全都指控为jianian党，处理重的加以诛灭全族、掘墓，妻子儿女发遣到浣衣局或教坊司，亲族被贬谪戍边，戍边者死一个由族内补一个，到隆庆、万历年间还有勾补不绝的。

    将违抗者都杀戮干净之后，怕人私下议论，对于批评意见非常仇恨。

    山阳人丁锰揭发其乡人有诽谤言论，结果判罪数十人。

    法司逢迎皇上的旨意，说丁钮有才可用，皇帝立即封他为刑科给事中。

    永乐十七年，再次重申诽谤禁令。

    陈瑛、吕震、纪纲等人先后掌权，专以刻薄严酷而深受宠幸。

    于是萧议、周新、解缙等人多无罪而被处死。

    不过皇帝心里也知道苛法的弊端，问或表示宽大。

    有一个千户将桐油灌进皮鞭中行刑，刑部判处他杖刑，皇帝下令同时罢他的官。

    法司上奏某人行骗冒支了官粮，皇帝下令立即杀掉，刑部为此而再奏，皇帝说：“这是朕一时愤怒之举，错了，还是依法处理。

    从今以后，罪案都五次覆奏纔作决定。”到仁宗时，仁宗天性十分仁犀，刚即位，就对金纯、刘观说：“诸位都是国家大臣，如果朕在掌握法律上有失偏颇，你们得重新上奏，朕是不会以从善为难的。”又将学士杨士奇、杨荣和金幼孜召至坐榻前，告谕他们：“近年法司滥用刑罚，朕哪会不知道。

    其所拟的大逆不道罪，往往出于玩弄文字罗织罪名，先帝几次严厉地告诫过，所以死囚必须四五次覆奏纔决定。

    而法司一点不在意这些，甘心作酷吏毫不惭愧。

    从今以后凡是审重罪犯，你们三人必须前去共同议定，有冤情的即使是小冤，一定要报来朕处治。”洪熙元年二月，皇帝对都御史刘观和大理卿虞谦说：“以前，法司以诬陷人罪作为事功。

    谁要有片言只语涉及国事，就判成诽谤罪，身家破灭，没法再论理。

    最近几个月此风复萌。

    治国之道，所急的事是征求言论，所忧的事是忌讳言论，怎么能禁止非议呢？”又对杨士奇等人说：“此事必须以诏书形式下达。”于是杨士奇禀承圣旨，将仁宗的话写入己丑日的诏书，说：“如果朕一时过于嫉恶，在法律之外使用籍没以及凌迟之刑，法司应再三坚持上奏反对，三次上奏不应允，奏五次，五次上奏不应允，同三公及大臣一起坚持上奏反对，一定要得到应允纔罢休，作为永远的定制。

    文武官员亦不得暴酷用抽打背部等刑，以及擅用宫刑绝人后嗣。

    自行间割者以不孝论处。

    除谋反和大逆罪以外，其它罪犯只处罚当事人本身，不要都用连坐法。

    被人告称诽谤者不治罪。”仁宗在位不到一年，仁恩遍布，天下融洽。

    童宗继承皇位，仁惠政策更多。

    宣德元年，大理寺驳正一猗姓人妻子王骨都杀夫的冤案，皇帝严厉斥责刑官，尚书金纯等人为此谢罪，纔算了结。

    义勇军士合群儿等九人被人诬陷焉强盗，判处斩刑，家人擎登闻鼓申诉冤情。

    经复查确实不是强盗，宣宗下令释放合群儿等九人，而严厉责备都御史刘观。

    其后每当上奏罪囚时，皇帝都神色惨然，御膳也不吃。

    有时用手撤去案牍，对左右侍官说：“告诉刑官，稍缓和些用刑。”一天，皇帝驾临文华殿与群臣谈论古代的rou刑，侍臣说：“汉代废除rou刑后，人们就轻于犯法了。”皇帝说：“这是由于教化的原因，和rou刑的有无有什么关系。

    舜时的法律有流放、宽宥和纳钱赎罪，而浑敦等四凶的罪不过判死刑和流放。

    可见当时遭受rou刑的，一定是重罪犯，不滥施rou刑。

    何况汉代接续于秦代的暴政之后，挟藏书籍有法律制裁，若一概使用rou刑，受伤害的人就会很多。”次年着《帝训》五十五篇，其中一篇专写慎用刑法。

    武进伯朱冕说：“最近派舍人林宽等押送罪囚一百一十七人戍役边防，到达目的地的只有五十人，其它的都死在路上。”皇帝发怒，命令法司彻底追究此事。

    每年宣宗都要下达宽赦令，审阅罪案时多次决断释放，有一次释放三千人。

    他告谕刑官说：“我担心他们死在监狱里，所以宽赦了他们，这不是常规。”当时，官吏交纳五十石或一百石米，就可以赎杂犯死罪，军人百姓交米减少十分之二。

    发配到各个边防卫所的交米十二石，发配辽东的交二十石。

    这种赎罪定额和常例相比太轻，而惟独对贪脏的官吏处罚严厉。

    皇帝下令贪赃的文职官吏一律依法判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