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第4/9页)

按某种标准，这就叫做低俗，可怎么也该算是“无伤大雅”吧？然而编辑还是要求我修改，这次的问题出在“印度”两个字上，编辑的态度十分强硬：就是不许你放印度风味的屁！说真的，我理解他，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间的外交纠纷。可是我又想：为了这么屁大的一件事，中国和印度真的有可能开战吗？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已经有过多个版本的老书中，我提到了一个地理名词：南中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个词居然也成了敏感词，编辑要求必须修改。原因是：正式出版物中从来没见过这个词。我忍不住要想：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词，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语？后来在网上搜索，发现不仅有南中国酒店，还有《南中国》杂志，有一部电影叫《南中国：1994》，拿了金鸡奖；中国最权威的新闻机构也频频使用“南中国”这个字眼儿。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在这一回合，我赢了。正如你们所猜想的，这位编辑删除的不仅是河南人、农民、帝国主义和一个屁，还有更多的字、词、句、段落，甚至是章节，根据我这些年写作和出版的经验，我几乎可以编出一本《敏感词辞典》，其中包括制度、体制、法律、政治，一些名词、一些动词、一些形容词，甚至是某些特别的数字。在这本辞典中，那些不能提及的词的还有：所有的宗教、所有大人物的名字、所有的国家，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也包括“中国人”在《中国，少了一味药》的很多处“中国人”都被改成“一些人”甚至是“少数人”如果我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编辑就会改成“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如果我要评论现在的某项制度，他就会要求我去评论朱元璋或者武则天，或者是中世纪的欧洲。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读者很可能会觉得作者是一个神经病：明明写的是现在的事，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评论武则天？没错，在此时，在这里，写作本来就带有神经错乱的意味，我不是作家，我是个神经病。一定有人会说，这只是某个编辑的问题，不足以代表全部。我承认，可我还是要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制度，才会使一个编辑如此敏感，如此恐惧？我还要承认，他的恐惧也传染给了我，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制度，才会让我，一个守法公民，一个写作者，活在不能言说的恐惧之中？在场有许多记者，或者有人会这么报道：我发表了一个愤怒的获奖感言。不，我并不愤怒，我心平气和地说出我的处境，因为我相信，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处境，而是所有写作者的处境。这恐惧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恐惧，而是所有写作者的恐惧。在这本《敏感辞典》的编撰过程中，我很不幸地贡献了自己的努力，当我检查我的作品，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词、哪些句子一定会被删除，我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甚至我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事：删掉一些字眼儿，或者替换掉一些字眼儿，我把这称之为“阉割式写作”在某个意义上，我就是一个太监，而且是个积极主动的太监，主刀的大夫还没动手，我自己就把自己阉掉了。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写，有些不能写；有些话可以说，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我们的母语，被强行割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安全的，另外一部分是危险的；有一些字眼儿是革命的，另外一些是反动的；有一些是我们用的，另外一些是敌人用的。更糟糕的是，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犯下“用词不当罪”昨晚在北京街头看见一幅广告，上面写道：当你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会说些什么？下面给出了答案，他说，其实，我是一个作家。然而，即使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我也很难说自己是个作家，我只是一个潜在的“词语犯”有人也许会说，这一切都不足为奇，可我的感觉是：我已经快要窒息了。在千疮百孔、布满地雷的汉语之中，我艰难挑选每一个字。安全的字越来越少，以至于每个汉字都有点面目可疑。我要说，这不仅伤害了我的作品，也伤害了我们的语言，这是我们的母语，伟大的汉语，庄子、李白、司马迁和苏东坡的汉语。也许很多年后，我们的子孙会发现那些美丽的词汇、美丽的在另外一处，我写到某人放了一个“印度风味”的屁，我承认，按某种标准，这就叫做低俗，可怎么也该算是“无伤大雅”吧？然而编辑还是要求我修改，这次的问题出在“印度”两个字上，编辑的态度十分强硬：就是不许你放印度风味的屁！说真的，我理解他，他是真的害怕引起中印之间的外交纠纷。可是我又想：为了这么屁大的一件事，中国和印度真的有可能开战吗？

    在一本2005年出版的、已经有过多个版本的老书中，我提到了一个地理名词：南中国。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个词居然也成了敏感词，编辑要求必须修改。原因是：正式出版物中从来没见过这个词。我忍不住要想：为什么2005年可以使用的词，到了2010年就成了禁止用语？后来在网上搜索，发现不仅有南中国酒店，还有《南中国》杂志，有一部电影叫《南中国：1994》，拿了金鸡奖；中国最权威的新闻机构也频频使用“南中国”这个字眼儿。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在这一回合，我赢了。

    正如你们所猜想的，这位编辑删除的不仅是河南人、农民、帝国主义和一个屁，还有更多的字、词、句、段落，甚至是章节，根据我这些年写作和出版的经验，我几乎可以编出一本《敏感词辞典》，其中包括制度、体制、法律、政治，一些名词、一些动词、一些形容词，甚至是某些特别的数字。在这本辞典中，那些不能提及的词的还有：所有的宗教、所有大人物的名字、所有的国家，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也包括“中国人”在《中国，少了一味药》的很多处“中国人”都被改成“一些人”甚至是“少数人”如果我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编辑就会改成“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如果我要评论现在的某项制度，他就会要求我去评论朱元璋或者武则天，或者是中世纪的欧洲。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读者很可能会觉得作者是一个神经病：明明写的是现在的事，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评论武则天？没错，在此时，在这里，写作本来就带有神经错乱的意味，我不是作家，我是个神经病。

    按：感谢《人民文学》杂志的厚爱，我获得了今年人民文学奖的“特别行动奖”今天下午在北京现代文学馆颁奖，我的朋友邱华栋让我准备一段获奖感言，于是我写了下面这些文字，但由于时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