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发考 (第5/22页)

战。嵊县的革命者已经结成一个小团体，但是他们还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和全国的革命党人联合在一起。他们需要一个有着更远大理想的人来引导他们。换句话说，他们需要一名领袖。这个人就是徐锡麟。

    第二章

    1

    要谈徐锡麟，同样得从鲁迅说起。徐锡麟和鲁迅是绍兴同乡，都是日本留学生。鲁迅在1902年去日本留学，徐则比他晚一年。近代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是剪不断、理还乱。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批青年人都渴望出国留学，欧美毕竟太遥远，一衣带水的日本成了走出国门最佳去处。由于文化传统相近，许多中国人想学习西方，走捷径的最好办法，就是向日本人学。在学习西方方面，日本人要比中国快，也比中国人彻底。中国的百日维新失败了，日本人的明治维新却十分成功，因此日本无形之中，既是中国人的学习榜样，也成为中国维新人士的避难地，成为酝酿一场新革命的大本营。有识之士纷纷蛰居日本，在这里韬光养晦，中国近代史上几乎所有的著名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黄兴、蔡锷、章太炎、蔡元培、陈其美、陈独秀、李大钊、蒋介石、汪精卫，都有过在日本的经历。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宣告成立，这意味着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大清朝，就要被在日本的中国英华们送进坟墓。

    让我们把时间向后拨一下，从王金发和徐锡麟相识的1905年，直接跳到1907年。这一年，在日本东京的一家客店里，挤满了各式各样的中国的留学生。清早起来，这些身在异乡的学子，寂寞无聊，第一件大事，不是争先恐后去上厕所，而是抢着看报纸。他们所看的报纸，多是《朝日新闻》或《读卖新闻》，要不就是专登社会小道消息的《二六新闻》。看完了报纸便议论，有什么好玩的事，就议论什么，说着说着，很可能就吵起来。那时候的鲁迅，也是这些好斗的留学生中的一员，有一天，他看见一条从中国来的电报，赫然登在报纸的头版上:“安徽巡抚恩铭被JoShikiRin刺杀，刺客就擒。”

    鲁迅大吃一惊，正怔着，报纸已经被别人抢去了。消息立刻在留学生中传开，人们开始研究这洋文注音的刺客究竟是谁，很快便弄明白是指徐锡麟。根据大清朝的法律，刺杀巡抚当然是大罪，果然不久，又传来徐锡麟被凌迟致死的消息。听了让人最震惊的是，恩铭的亲兵竟然挖了徐锡麟的心脏，当做菜肴炒了吃，而且那味道大约不坏，不仅是吃了，而且吃得干干净净。是可忍，孰不可忍，来自浙江的学生尤其激动和愤怒。于是立刻召开同乡会，吊烈士，骂满洲，一个个情绪激昂。会上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打电报到北京，痛斥清政府的无人道；另一派觉得人死都死了，没必要多此一举，发什么狗屁电报和清政府理论。

    大家都觉得自己有理，也确实都有道理，各不相让。在《范爱农》里，鲁迅把自己说成是主张发电报，而范爱农偏和鲁迅作对，鲁迅说甲，他便说乙，鲁迅赞成发电报，他就极力反对发电报。两个人好像有仇似的，都有些意气用事，你一句，我一句，脸红脖子粗地抬起杠来。大家都是绍兴人，绍兴这地方专出能说会道的刑名师爷，既然是争论，就各不示弱，谁也不让对方占上风。鲁迅那天显然是动了肝火，发自内心深处地感到愤恨，因为他知道这范爱农，是徐锡麟的学生，学生当然应该以维护自己的先生为天职，自己的先生被杀了，结果连打一个电报都害怕，真是太不像话。

    从此我总觉得这范爱农离奇，而且很可恶。天下可恶的人，当初以为是满人，这时才知道还在其次；第一倒是范爱农。中国不革命则已，要革命，首先就必须将范爱农除去。

    范爱农从来就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所以能够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和鲁迅写的那篇著名散文《范爱农》有关。这篇文章被广泛编入各种各样的教材，从中学语言的课本，直到大学学习散文创作的辅导读物。范爱农之留名是小人物沾大人物光的典型例子。不过有一点，怕是许多读《范爱农》的人不会明白，这就是文章中的鲁迅，和现实的鲁迅并不是一个人。前者只是虚构，事实是，鲁迅也是坚决反对给清政府打电报的人员之一，在这一点上，和范爱农并没有矛盾。主张给清政府打电报的是保皇党，这些人曾被鲁迅狠狠讥笑，甚至写诗嘲弄，因为他们认为即使猪被杀，也应该悲哀地叫上几声。鲁迅在写《范爱农》一文时，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为了便于突出矛盾，叙述起来生动一些，他故意变换角色，让自己处在了保皇党的位置上，这是典型的小说笔法。不管怎么说，那天集会上，他和范爱农的确老是吵。小说家的游戏，常常会使一般读者受骗，有时候，甚至会让专家学者也上当，由郭绍虞先生题封面，复旦大学领衔主编的洋洋50多万字的《鲁迅年谱》上，就把鲁迅称之为“坚决主张发电声讨清廷杀害革命者的滔天罪行”不知道这么一表扬鲁迅，反而把鲁迅推到了他最讨厌的保皇党一边去了。

    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鲁迅在故乡绍兴，偶然碰到范爱农，时过境迁，又一次回忆起当年争吵的往事，不禁哑然失笑。两人找地方喝酒，或许就在咸亨酒店，两碗家乡的黄酒下肚，鲁迅问范爱农，在日本东京的同乡会上，既然大家的意见一致，为什么总是和他作对，吵个没完。范爱农也不否认，说自己当时有些看不惯鲁迅，看不惯，当然要作对。鲁迅摸不着头脑，范爱农便重提了一段旧事，原来当初到日本的时候，鲁迅去接他们，表情冷淡，动不动就摇头，很有些看不起他们的意思，而范爱农这样初到日本的“乡巴佬”最忌讳被人看不起，因此就结下了仇。有关范爱农他们刚到达日本横滨时的情景，鲁迅在《范爱农》里有着生动的记载：

    汽船一到，看见一大堆，大概一共有十多人，一上岸便将行李放到税关上去候查检，关吏在衣箱中翻来翻去，忽然翻出一双绣花的弓鞋来，便放下公事，拿着仔细地看。我很不满，心里想，这些鸟男人，怎么带这东西来呢。自己不注意，那时也许就摇了摇头。检验完毕，在客店里小坐之后，即须上火车。不料这一群读书人又在客车上让起坐位来，甲要乙坐在这位上，乙要丙去坐，揖让未终，火车已开，车身一摇，即刻跌倒了三四个。我那时很不满，暗地里想：连火车上的坐位，他们也要分出尊卑来…

    也难怪鲁迅生气，连“鸟”这样的脏字眼都骂了出来。我们都知道，鲁迅是有脾气的人，他的文风不失尖刻，用粗话骂人并不多。中国留学生在国外屡屡被人看不起，本来就憋着一肚子不痛快，而男人头上的长辫子，女人的一双三寸金莲似的小脚，在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