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发考 (第4/22页)

日。乙酉年至绍兴隐修庵为人拜经，得钱以佐诸亡命者食用。庚戌秋，风闻以他事兵又来捕，乃奔杨望村之逢春庵，转入大觉庵。

    中国农村的老太太喜欢念佛，这真不是件坏事。纵观王金发母亲的一生，在不同的地方念佛修行，是其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王金发发迹以后，在上海的租界买了花园洋房，他自己声色犬马，花天酒地，豪赌冶游，没忘了在家中设一佛堂，专门雇了尼姑，陪老太太念经做佛事。没有比这更典型的中国式的孝子。王金发母亲似乎习惯凡事替儿子做主，她强迫他读书，督责极严，儿子才17岁，就为他娶了一个长他4岁的女人做媳妇，这个女人便是徐桂姑。王金发对母亲为自己娶的这个发妻一向不喜欢，因此一逮住了机会，年纪轻轻，就娶了个次妻沈雄卿。次妻就是小老婆。想想那个时候的人真有意思，上有老，下有小，中间还有两个老婆，王金发照样能革命。

    王金发一生敬重自己的母亲，只要是母亲的命令，便无所谓原则，无所谓是非。既然母亲跟着他吃尽了苦，他因此有一个非常朴素的念头，这就是应该很好地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孝削弱了他的革命意志，成了他自甘堕落的借口。当其他的革命者再一次流亡日本，继续从事倒袁的二次革命时，王金发竟以老母阻挠为由，赖在上海不走。王金发一生最大的错误，也许就是服从了母亲替他作的最后安排。这个最后安排，不仅让王金发的辉煌的名声毁于一旦，而且把性命也搭了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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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金发显然不是读书的料子，早在16岁的时候，他就参加了童子试。到了1903年，也就是科举制度被彻底废除的前两年，王金发已经21岁，奉母命再次去应试，这一次似乎有了些结果，《王季高君行述》说他“居然得一青衿”后人谈到王金发的学历，都说是秀才，其来由恐怕是因为“青衿”这个词。青衿是读书人的意思，能称得上读书人的，自然应该是个秀才。

    我总觉得王金发的秀才身份有些可疑。事实上，秀才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每当一个朝代到了没落之际，读书人就没有什么大用处。在清朝末年，凡有些思想的人，都不会把秀才的身份看得很重。有趣的是，王金发第一次参加童子试，名落孙山，碰巧鲁迅和周作人也参加了，很可能还在同一个考场。当时考场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也有乳臭未干的毛孩子，要想重温当时县考的情景，只要去翻翻周氏兄弟的著作就行。所谓县考，通常要经过初试、府试，然后还有院试，三榜题了名，才能算合格的秀才。鲁迅和周作人显然要比王金发强一些，因为他们初试都及格了，只是可惜没有能再往前走一步。我怀疑王金发并没有顺利地通过三次考试，因为王金发前后两次参加科举，试题已经略有不同，前者是考八股，后者则是策论。所谓策论，和八股文相比，换汤不换药，不过多了些洋味，因此又叫洋八股。王金发是嵊县的乡下人，改考洋八股，显然不是他的所长。

    科举制度已经寿终正寝，考上考不上，算不了什么大事。在1903年，科举已差不多名存实亡，考上与否，对一个人的前途，并没什么太大的实际帮助。对于王金发来说，这一年的重要意义，不是参加县考，得了一“青衿”而是在县城结识了后来写《王季高君行述》的谢震。谢震又名谢飞麟，比王金发年长16岁，生于1867年，1923年2月，被当时的浙江督军卢永祥枪杀。和王金发一样，谢震也是嵊县以及浙江的辛亥革命名人。在王金发的战友中，谢震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王金发一生中的许多重要活动，都和谢震有着密切的关系。王金发遇难一年之后，谢震所撰写的《王季高君行述》，无论是提供的第一手资料，还是其见解独到的观点，都成为后来研究王金发最具权威性的代表文章。

    在谢震为王金发所作的长篇传记中，没有提到王金发参加过乌带党。我不明白为什么偏偏会漏掉这一笔。有文章说，乌带党是浙江东南一带响应北方义和团而建立起来的义民组织，这观点显然不确。事实上，乌带党早在光绪十六年，也就是1890年就有了，它最初的领导人叫钱老八。1900年，王金发参加了乌带党，由于他孔武有力，又擅射击，很快成为该组织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不用讳言，乌带党是具有乱党性质的秘密组织，党众忽聚忽散，出没无常，劫富济贫，和老百姓心目中的土匪差不多。王金发的确是乌带党的首领，因为民间有“金发龙头”这一称呼，我们知道“龙头大哥”一般都是土匪头子。由于乌带党是秘密组织，因此在1903年，王金发具有非常有趣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他是乱党，一旦真实身份暴露，便有杀头之罪；另一方面，他又是大清朝的顺民，在母亲的强逼下，竟然第二次参加了科举。

    不妨让我们重温一下1903年的历史，不妨想一想这一年，读书人都在想些什么，干些什么。这时候，鲁迅已去日本留学，并且愤然剪了辫子。科举这条路再也行不通了，读书人无路可走，只好乱闯。欧风东进，八国联军的大炮把旧中国原有的秩序，轰得七零八落。忽啦啦大厦倾，社会变化的节奏，突然变快起来，戊戌变法刚过去没几年，其变法的核心思想便显得陈旧不堪。提倡保皇的康有为，不久前还是新派人物心目中的精神领袖，然而时过境迁，说变就变，在激进的革命党眼里，此时已无可救药地堕落为老朽。革命、排满、民权、天职、自由、流血，成了最新最时髦的词语。

    可以这么说，在结识谢震之前，胸有大志的王金发，还处在一种茫然的状态。他既是不安分守法的乱民，又是孝顺母亲的乖儿子。虽然不满足现状，但是王金发并不知道出路在什么地方，因此只能徒有满腔的报国热情。年龄长于王金发的谢震则不一样，这是位地道的读书人，对时局有着相对清醒的认识。他无意追逐清朝的功名，当时正在嵊县主持东乡公学，以讲学宣传民族革命。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志同则道合，王金发和谢震认识以后，一拍即合，很快成了莫逆之交，正是在谢震的推动下，1904年，王金发等人组织创办了大同学社。大同学社的性质和乌带党有着本质区别，从表面上看，大同学社只是学术团体，研究一些学术问题，其实是网罗嵊县进步人士的大本营，有组织有纲领，起着把一大帮进步人士团结在一起的作用。结果也是这样，大同学社的绝大多数社员，后来都参加了光复会和同盟会。

    说到了1905年的王金发，就不能不提到当时浙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徐锡麟。徐锡麟不出场，王金发的故事便没办法往下说。结识谢震，使得王金发往前大大地走了一步，他不再是无方向的孤军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