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父王谢堂前的燕子》影王谢堂前 (第3/3页)

为朴公书房壁上所挂郑板桥手笔的对子，写的正是这首诗里的“锦江春色来天地，王垒浮云变古今”二句。由此可见，白先勇存心把这首诗的旨境意境，容纳入这篇小说里。另外，王孟养灵堂里的挽联之“出师未捷身先死”一句，亦取自杜甫诗《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鹏空好音。

    三顾频繁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杜甫十分崇敬诸葛亮，尤崇敬武侯立志复兴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气节。《登楼》一首，系天宝之乱，杜甫避蜀时所作。他当时悼念诸葛亮与感时忧国的心情，正是朴公在《梁父吟》小说里悼念王孟养与辛亥革命的心情。特别是小说最后一段，朴公独自留在院子，站在“冬日的暮风”中，面对盛开过的三五朵兰花残苞，哀悼曾经叱咤风云的王孟养，追念辛亥年间的往事，其心境与意境，恰好暗合杜甫之“日暮聊为梁父吟”

    如此，我们若把王孟养解释为诸葛亮，《梁父吟》这篇小说就成了王盂养的故事，王孟养的悲剧。而朴公就退一步，成为主角的哀悼者，故事的叙述者。从他对雷委员的谈话，我们看到一个英雄的兴起、高腾、衰败与死亡。

    辛亥革命时，王孟养才不过是二十岁。三个结拜弟兄，他“最是激昂”最有“豪狂的劲道”武昌城内枪声一响，别人尚在犹疑，他却已“抢了几枚炸弹，拖起马刀往外面冲去”混战了一夜，大势已定，他突然兴致大发，跑到黄鹤楼上“脱下了一件血迹斑斑的白布褂子，用竹竿挑起，插到了楼檐上去，然后他站到黄鹤楼的栏杆上，挥着一柄马刀，朝了我们呼喊道：‘革命英雄——王孟养在此。’”中华民国创建后，几十年间，他又东征西讨，建立功勋，升为总司令，叱咤风云。他的才略机智无人能比，可是由于他的性格太刚太烈，把世人都得罪了，只有两个结拜义兄，还可拘阻他一些。

    至于王孟养如何从“总司令”的巅峰，降而走下坡路，小说里并未说明。我们只能根据雷委员的谈话，得知他超人的才智“还没能展尽”而朴公则归咎于王孟养自己那种“不合时宜”的刚烈性格。无论如何，总归是目前的人事与局势，迫使这个胸怀大志的将军，英雄无用武之地。

    三国时代，诸葛亮帮同刘备打天下，刘备死后又继承他的遗志，忠诚辅助后主，一心一意要打回中原，复兴汉室。却不幸壮志未酬，老死异乡。所以杜甫哀悼他：“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王孟养的命运也相似：先是追随国父革命，创建民国；接着遵从国父遗志（朴公书房一副对联也写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几十年间东征西讨，一心一意要建立统一和平的中华民国。却也不幸壮志未酬，老死异乡。

    我们且不追究王孟养的刚烈性格如何挫折了他的大志，也且不论目前的现实情势如何迫使他“才智没能展尽”他之开始走下坡路，却也和个人的年岁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任凭怎样一个叱咤风云的壮士，终有一大也会年老，也会死亡。辛亥年间勇不可当的革命英雄，北伐抗日期间轰轰烈烈的大总司令，曾几何时已衰老卧病在床，不得不由继室夫人“扶上扶下”然后就默默死去，另又可悲的是，王盂养虽然有儿子，但儿子继承的只是他的rou体生命；他当年创国的那种不屈不挠的刚烈精神，却无人持续，从此断绝。难怪朴公喃喃自语：“他晚年也是十分孤独的。”全面接受理性现买向遗弃传统“包袱”的王家骥，根本不懂得也不屑于接受他父亲的精神遗产。或许根本就否认“精神”的存在。所以当然他会觉得对亡者致敬是一件很不必要的无聊事。至于到寺里念经超度，做“大七”等事，那就更不必提了。

    如此观之，《梁父吟》便是王孟养一生的故事。朴公一方面是故事叙述者，供给小说情节，另一方面作者又藉由他对王盂养的追念，制造与固定小说里的哀悼气氛。所以我们若把王孟养解释为诸葛亮，这篇小说就不再是朴公的性格悲剧，而变成近似《思旧赋》的悼念文章，凭吊一个英雄的死亡，和他所创伟业的失落。

    两种解释的融汇

    综上所述，我们得知白先勇一方面把王孟养暗喻为张飞，另方面又把他暗喻为诸葛亮，而从这不同的起点出发，这篇小说可演绎而成为两个不同的故事，但小说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含义，在我们做最后一步研析时，却又神妙奇巧地回归一处，融汇成一体。

    首先，朴公、仲默、孟养三人早在辛亥年间歃血为盟，结拜为兄弟，日后也真的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地步。他们是分不开的同体手足，已无你我的分界，所以王孟养的故事就是朴公的故事，而朴公的悲哀就是王盂养的悲哀，如此，小说主角不论是那一个，最终意义却是同样的。

    其次，他们共同创建民国，又继承国父遗志，一起东征西讨，一心一意要完成国民革命，达到世界大同的理想。正如刘关张与诸葛亮，将自身命运维系于蜀汉的命运，同心协力复兴汉室，朴公和王孟养也把自己奉献给共同的理想，将“小我”溶入“大我”于是他们的命运和民国的命运戚戚相关，不能分开。如此，朴公和王孟养的悲哀，也就是民国的悲哀；而《梁父吟》就不仅是两位革命元老的故事，同时也成为民国的故事。

    再者，我们细读《梁父吟》里作者对朴公的描写，即发现朴公除了具有不屈不挠、贯彻始终的创国精神，更秉具中国五千年积留下来的传统文化之精神。难怪辛亥革命志士，在武昌起义成功次日，马上“通电全国，称中华年号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

    如此观之，《梁父吟》这篇小说，主角不论是朴公或王孟养，最终都回归到同一意义，成为民国的故事；又扩大引申，成为民族的故事。

    不错——辛亥革命志士创建民国的不屈不挠刚烈精神，在历史扉页上确实留下了永恒的光泽。正如朴公院子里的兰花叶子“一条条的发得十分苍碧”然而，兰花的盛开时期毕竟已成过去“一些枯褐的茎梗上，只剩下三五朵残苞在幽幽的发着一丝冷香”而当朴公和雷委员在深冬午后走向屋内，踏在满院子里紫竹脱落的叶箨上，我们仿佛听到那由于不合时代季节而凋落的中华民族文化，在现世新势力的压迫下，也如同那些焦脆的竹叶片“一直发着必剥的碎声”

    如此，这篇小说的两种不同解释与影射含义，最后终于汇合在一起，形成不能分解的整体。《梁父吟》兼有《岁除》之人物性格刻划与《思旧赋》的哀悼凭吊气氛；而作者对中国文学典故的适当采用与巧妙cao纵，更使这篇小说增加了深度与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