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夜》之对比反讽运用与小说气氛 (第3/6页)

使人觉得时间和吴柱国，并非“逆行”而是“顺行”使人觉得岁月并没有能改变他。可是实际上如何？

    他的改变，不如余教授的改变那样明显。一大原因即他并非首要主角，作者没把他年轻时候的面貌长相，呈现介绍给读者，因而在外形上，我们无法比较他的今昔（不像余教授，有秃头与浓发等之今昔对比）。作者对吴柱国的兴趣，和要表现的重点，是他心情上和生活态度上，由于现实情势的逼迫而造成的转变。

    吴柱国是在一九四八年出国留学的。他本拟次年返国，却因大陆易帜而留居美国，转眼二十年，这些年内，他在美国大学教中国历史，写过几本关于唐代政治历史的书，成为国际有名的东方历史权威。

    客观说来，这样的成就，确实是很不错的了。他应该可以自豪，至少，他在国际间宣扬了一点中国文化！在松山机场上他表现的那种“学者风范”和他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十分相配的，可是，在二老友深入谈话过程中，我们窥知这位“从容不迫”“恂恂儒雅”的学者，内心却迫压着深沉的痛苦、愧作，和空虚的感觉。

    从小说对白，我们得知五四运动时，北大青年打入赵家楼，下监狱那群学生当中，领头打驻日公使章宗祥的，便是吴柱国。他又扛大旗领队游行，跟警察打架，足见当年他是一个热血奔腾，志气高昂，不肯妥协的爱国青年。他的爱国情cao，深植于他心中，尽管久居国外，久未接触祖国土地，在他那国际学者的形貌下，却一直珍留着中国灵魂。抵达余教授家的时候，他脱下大衣“里面却穿着一件中国丝棉短袄”就是作者的一个暗示。

    他留在美国教书，成为权威教授。从表面上看来，也就是从他实际活动表现评论起来，他都十分成功地适应了新环境。可是他心底深处，却埋藏着一份不肯说出口的隐痛。所以，他在国外大学教课“大多止于唐宋，民国史我是从来不开的”“我们过去的光荣，到底容易讲些”当年他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五四是他的光荣，五四精神没人能比他更了解。但当哈佛大学一个刚毕业的美国学生，在东方历史学会宣读论文，用纯理性观点把五四运动批评得体无完肤，他却一句辩驳话也不说，默默离开了会场。最深痛的悲哀是说不出口的。要说出口而受得了，就得扭曲一下，例如当笑话来讲。在美国任教二十年，吴柱国只一次向学生提到五四运动，那是因为看到美国学生闹学潮而引起的话题“也不过是逗着他们玩玩，当笑话讲罢了”

    吴柱国内心的空虚无用之感，如此之沉重，把他灵魂压得麻痹了。于是他任由自己像个机器人似的活在现实世界，习惯地向外国学生吹嘘李唐王朝的强盛，并为免被解聘，为升级“隔两年，我便挤出一本〔书〕来，如果不必出版著作，我是一本也不会写了的”二十年的讲课吹嘘。几十万字的学术著作。“都是空话啊”！

    这一苦闷郁结，他深锁内心一隅，不向人发抒，自己平时大概也无暇去想。为了在现实中生存下去，他忙碌于自认为空虚无用的工作“这些年，我都是在世界各地演讲开会度过去的，看起来热闹得很”可是现在，坐在台北温州街余教授家咀，沉浸在旧日友情和往事回忆的温暖中，这一郁结突然逐渐舒松争开。我们注意到，二友谈话过程中，吴柱国仿佛被一股力量驱使，非向余教授“认罪自白”不可，非把自己的“面具”一层层剥开不可。

    如此，在此短暂的时间内，吴柱国揭露了自己都不愿面对的“自我”而这个揭开了面具的赤裸裸的吴柱国，和他平日呈现于世的面貌完全不同。作者十分巧妙地用衣装的解脱，来暗示“面具”的解脱。我们记得吴柱国抵达松山机场时，穿黑呢大衣，戴银丝边眼镜，手持烟斗。他一到余宅。先就脱下了大衣，而他悲痛说起五四运动被美国学生无情地“重新估价”之经验，他“把烟斗搁在茶几上，卸下了他那副银丝边的眼镜”

    除了衣服饰物的装戴和解脱，吴柱国的整个神态仪表，给世人的印象和此刻揭露的“真我”之间，也成一个强烈对比。在飞机场时他梳理得“雪亮”的一头银白头发，进入余教授家“都让他揩得蓬松零乱起来”那份“恂恂儒雅”“从容不迫”的风度也消失不见，话说急时，他会迫促地“挣开余教授的手”声音会变得“激动”“痛苦”并“用手捏了一捏他那紧皱的眉心”

    衣饰和仪表的改变与对比，当然都是影射吴柱国在现实世界里所表现的生活态度，和他隐讳在内心的精神状态，之间的大差距。五四时代，他满腔热血，敢做敢当，表里如一。为达理想，他耿直不屈，不求妥协。可是如今，由于现实情势的逼迫，现实生活的压力，他把真正的自己掩藏起来，把“精神”榨挤一角，而和现世取得了妥协，从他的谈话内容与口气，我们很可以感觉到他现今这种妥协的生活态度。回台后，他忙于参加应酬，就是一个例子。以前他最“直”现在变得甚“圆”；邵子奇请客“我根本没有下箸”但大概因为他做官，是政府要人，他还是要赴约敷衍交际一下（余教授则保留住某种憨直，还是“方”型人物“不会讲虚套”因而和邵子奇断绝了来往）。告别的时候，吴柱国说次日一早还要到政治大学去演讲。作者用“政治”大学，而不用台大或师大，似亦存心传达某种暗示。

    不错——尽管吴柱国内心藏着深切的悲痛，时间毕竟也改变了他，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他。和余钦磊的遭遇一样“现在”总征服“过去”“现实”总征服“理想”在飞机场上他从容不迫应对记者的访问——他必须撑住现在的脸面。余钦磊到底是属于过去的人，他怎么能不顾现在而奔向过去？所以，在欢迎的人群中看到余钦磊，他也只能悄悄在他耳边说一句：“还是过两天，我来看你吧。”在余教授的旧情温暖中，他的内心郁结得以一弛，可是起身告辞时，他又已经回到了现实，说他后日便要飞西德参加一个汉学会议“你不要来送我了”他不要余教授去机场送行，当然也是关怀他跛足行走不便等等，可是显然也因为他知道，在记者和政府要人拥围中，他将无暇顾及这个旧日的老友。

    吴柱国对五四运动时代老朋友所怀的愧怍心理，也十分值得注意，他深知中国人的问题，只能靠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余教授谈到针灸治疗时也说“中国人的毛病…洋法子未必奏效”），可是他自己却“在国外做了几十年的逃兵”于是他觉得对不起五四时代的理想，五四时代的朋友。他说起陆冲在大陆跳楼自杀的事，感慨唏嘘，即为一证。在这次相聚谈话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