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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女人都不是天使(天使和魔鬼做 (第3/4页)
旁。 他微微惊讶,更多欢喜,站起身子来拉座位。他的朋友起哄地说欢迎,争着递烟,递酒,递瓜子儿碟子。 我点燃了烟,同一干人轻轻碰杯。 坐在一旁的陪酒小姐的脸涨得绯红,我看也不看她一眼,推开碟子说:“我从不嗑瓜子儿。” 我从不嗑瓜子儿。 因为mama说过,瓜子儿和妓女是分不开的,是她们的道具、营生、手段和标志。 儿话的尾音使吴先生更加惊讶:“你是北京人?” 是。我吐出一口烟,并不顺着话题往下说。 多话的女人总是容易被看轻。名正则言顺。没有地位的人最好少说话。 如果不能为自己辩解,那么沉默也是一种选择。 一个真正有钱的男人C 收工后,吴先生约我去江边宵夜。 江上有很好的月亮,和灯光彼此争辉。江边情侣如云,邻座有人在猜拳“孟加拉呀孟加拉”叫得很大声。在别人眼中,我们未尝不是一对情侣。 我点了桐花雀、椒盐黄鳝、牛奶炸菠萝,还有一只海鲜盅。 吴先生扬眉:“你很能吃,不忌油炸荤腥,年轻人很少这样。” “很少哪儿样?”我两只手一头一尾地掐着黄鳝,用牙齿撕着吃。吃相无比难看。如果mama看到,一定又会训斥我太不像一个淑女。 淑女,mama苦心孤诣地想将我培养成一个淑女,可是现在的我,从头到脚,哪一点儿像个淑女。 我不过是个歌女。在夜总会转场驻唱的小歌手。优伶的一种。而且尚未跻声名伶的行列。 名伶叫歌星。可以灌唱片上电视。再成功点的叫艺术家。 但是无名之伶,就叫歌手,或者直接点儿,叫歌女,甚或歌妓。 所谓十伶九妓。说得对极了。而我是那十分之九里面的一个。 想到母亲使我感到由衷的恨意,而想到“妓女”这个词则使我痛快。 痛,并快乐着。这种词是为我这种人准备的。歌者的快乐与痛苦从来都分不开。 我唱歌,逢迎客人,玩弄翻云覆雨的小手段,换取我想要的香车、香闺、香水、香衣,一应生活所需,皆来自男人,来自我的歌声与容颜。 但是吴先生,他约我来江边宵夜,目的当然不止是宵夜这么简单,他感兴趣的,究竟是我的歌声呢,还是容颜? 这有很大的区别,决定了我要采取的献媚方式——对一个自以为尊重艺术的男人过于主动,他会败尽胃口的;然而同样的,对一个欲望汹涌的男人扭捏作态,也会令他索然无味。 最好的办法,是陪他大吃一顿,而且不必顾忌吃相。 那么,如果他属于前者,必然会带着宽容或惊讶的口吻研究起你的多重个性;而如果他是后者,则食色性也,饱暖思yin欲,他会在你据案大嚼时动手动脚。 一个人的德行在两种时候最不受控制,一是赌桌,二是餐桌——而且是越随便越好的那种真正为吃而吃的餐桌,最好就是江边大排档。 无疑吴先生是属于前者的。他正在很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等待答案。 我笑着告诉他:“我不需要减肥,歌手的生活使我整个作息都颠倒了,吃再多东西也不会发胖的。” “是这样?”他眼中露出同情。 这是好现象。每个人都有同情心,可是富人的同情心被打动要比穷人的同情心有价值得多。 他说:“为什么不考虑换一份工作?” 我警惕地看着他,暗暗捉摸他话的真假。很多女人会在这种时候涕泪横流地痛说家史,以为把自己说得越可怜就越会博取同情心。 但我不会这么幼稚。 因为我相信吴先生没这么幼稚。 一个在世界各地都开有连锁店的大老板,手下不知有几百个像我这样的小歌女,什么样的说辞没见过?情节雷同只会使他轻视。 他同情有姿色的女人,不见得是因为她身世可怜或者需要资助,天底下需要可怜的人太多了。他的话,绝对是一种试探。 高手过招,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我赌定他是在与我作戏。 但这也是个好兆头,他有心与我演对手戏,便是已经对我产生兴趣,才会做进一步试探,玩场智力游戏。 我不会输给他。 放下只剩一根鱼骨头的黄鳝,我用纸巾优雅地拭了唇,媚眼一飞,反问他:“如果我不做歌手,你去哪里听我的歌呢?” 他笑了,看着那根被我剔得干干净净的鱼骨头。 我剔鱼刺,就像我姥姥嗑瓜子儿一样在行。 姥姥嗑瓜子儿。 她一生中所有的闲暇都用来嗑瓜子儿。 每当想起她,首先映入我脑里的影像便是她坐在床沿边盘起一条腿,另一条腿垂在床边,脚上吊着绣花拖鞋,露出白袜子,一只手抓着瓜子儿,另一只手慢悠悠地往嘴里送。微启双唇,轻轻一磕,那么清脆而娇柔的一声,皮儿出来,仁儿留下,干净利落,没半点儿多余动作。 嗑着瓜子儿,姥姥的眼睛半眯着,望着窗外,很专注的样子,可是眼神是空的,望的方向不属于空间,而属于时间。她望向过去,望向遥远的记忆里,那胭粉沉香的胭脂胡同莳花馆… ——胭脂胡同莳花馆,规整的四合院儿,磨砖对缝,飞檐雕龙,因为曾经出了玉堂春那样大名鼎鼎的妓女,后来代代花魁都叫小苏三,希望借了前辈的余荫也找到好人家上岸。 苏三们在屋子里供着玉堂春的画像,咿咿呀呀地且拜且唱:“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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