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台港行 (第6/7页)

沪江大学毕业，1945年10月离沪去台北。据他自己回忆，从大学毕业到赴台中间的三年里“只参与过两个像样的文艺集会：1943年秋天我在宋淇兄嫂家里见到了钱钟书、杨绛夫妇和其他上海的文艺名流；1944年夏天我在沪江英文系低班同学家里见到了张爱玲和不少沪江、圣约翰大学的学生，他们都是仰慕张爱玲而来的。”

    那位“低班同学”指的是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生章珍英女士；见面地点，是在章同学巨籁达路661号的家中；1944年，正是轰轰烈烈的“张爱玲年”不过当时的夏志清正在埋头专攻英美文学，抱定宗旨不读中国当代作品，因此对张爱玲所知有限。参加这样的一个文艺集会，目的只是想“见到几位爱好文艺的聪明女子”倒不是为了慕张爱玲之名。在那天的见面会上，他的视线一直被一位美丽的宁波小姐刘金川所吸引，后来追求了许久而未果；对张爱玲反而印象不深，只记得“她穿的是一袭旗袍或西服，站着谈话，笑起来好像给人一点缺乏自信的感觉。听众围着她，好像也都是站着的。”

    此后夏志清在胡适的鼎力推荐下，得到一笔助学金，得以赴美留学，成为耶鲁大学的英美文学博士生。在耶鲁期间认识了第一任美国妻子，生了个女儿，可后来离婚了；第二任妻子是台大毕业来美的王洞，又生一女，可惜天生痴呆，不会讲话，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这是夏志清生平至大憾事。

    夏志清1961年完成《中国现代小说史》一书，第一次让美国人知道了鲁迅、茅盾、老舍、钱钟书、沈从文、张爱玲的名字。认为：“张爱玲应该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仅以短篇小说而论，堪与英美现代女文豪曼殊菲尔、安泡特、韦尔蒂、麦克勒斯等相比，某些地方恐怕还要高明一筹。”《金锁记》则“是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

    该书一经出版，立即成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热门书，也是许多欧美大学的教科书。然而这时的夏志清与张爱玲其实并无交往，此前虽在上海有过一面之缘，张爱玲早已不记得了；他们的第二次见面，是在1964年3月的华盛顿，由“美国之音”中文部编辑高克毅做东，请陈世骧、吴鲁芹、夏氏兄弟同张爱玲在一家馆子相会。这在后文会有更详细的介绍。

    此后，夏志清与张爱玲正式建交并开始通信。2004年10月，曾以一部自传体励志小说《曼哈顿的中国女人》蜚声文坛的周励女士两次采访夏志清先生，第一次在饭店见面，第二次则在他纽约哥大附近113街公寓的家中，并带去了《她从海上来》的碟片。

    夏志清向周励出示了张爱玲的多封来信，张爱玲用打字机打出的地址，既没有用Eileen，也没有用赖雅FedinomdReyhor的姓氏，只是一个“Chang”信都是竖式书写的，用的是薄薄的白信纸，黑色钢笔字很清秀，每封信的最后总是要提夏太太王洞的名字。夏太太说：“张爱玲真懂礼貌，每一封信都要问问我和月珍（痴呆女儿）好。”

    谈起张爱玲的两任丈夫，夏志清余怒未消，认为：“这个赖雅，因为穷得淌淌滴，一定要张爱玲流产！孩子对于女人就像生命一样重要啊。张爱玲流产后真真是萎谢了。如果她有个一男半女，在以后寡居的几十年中会给她带来多大的欣慰快乐！我想，这可能是她在最后的《对照记》中既没有胡兰成，也没有赖雅的照片文字的原因。这两个男人实在都不值得她爱恋思念！”

    《中国现代小说史》将张爱玲第一次写进文学史，这对于张爱玲作品而言，无疑是具有着里程碑的意义；然而对于张爱玲本人来说，却似乎波澜不兴，草木依旧，她的英文小说的出版仍然很困难，她的经济情况也丝毫不见好转，而她的丈夫赖雅则更在经受着生死之危。

    真正对她的经济状况与作品出版具有直接改善之功的，是台湾“皇冠”出版社老板平鑫涛。

    平鑫涛的名字，对于大陆读者并不陌生，不仅因为他是《皇冠》杂志的负责人，还因为他是“爱情教母”琼瑶的丈夫；而对于本书来说，他的另一重身份更值得玩味——他同时还是当年中央书局老板平襟亚的侄子。

    20年前在上海，张爱玲的第一本书《传奇》没有交给中央书局出版，从此与平襟亚结了梁子，还惹下了“一千元灰钿”的官司；20年后，她终于还是把出版权交给平家人了，而且，这一合作便是30年，直至死后。

    平鑫涛回忆：“1965年在香港，我遇到了宋淇先生，他是一位温文尔雅的读书人，我们一见如故，他很热心地推荐了好几位香港的作家给我，尤其是张爱玲。那时，张爱玲已旅居美国。听到张爱玲的名字，我觉得又亲切又高兴，出版她的作品，绝对是一个很大的荣幸。《怨女》在1966年4月出版，彼此合作愉快，从此张爱玲的全部作品，都由‘皇冠’独家出版。年轻时期的张爱玲和平襟亚先生的《万象》杂志结下深厚的文学之缘，而后又和‘皇冠’愉快地长期合作，前后五十年，与两个平氏家族的出版事业紧密携手，这样横跨两代的渊源，也许正如她第一本书的书名一样，可说是另一则‘传奇’吧。”

    1966年4月，《怨女》由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版，不久又接连出版《秧歌》、《流言》、《张爱玲小说集》以及《半生缘》等，遂掀起台湾的“张爱玲热”而“皇冠”的版税亦成了张爱玲此后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在1983年12月22日张爱玲给夏志清的信中曾明确提到：“我一向对出版人惟一的要求是商业道德，这些年来皇冠每半年版税虽有二千美元，有时候加倍，是我惟一的固定收入…”肯定之情，溢于纸上。

    1984年1月，她又在《皇冠》创刊三十周年纪念专号上公开发表随笔散文《信》，声称：“《皇冠》我每一期从头看到尾，觉得中国实在需要这样一个平易近人而又制作谨严的杂志。”“《皇冠丛书》近年来大量译畅销书，我一直私底下在信上对朋友说这条路走得对，推远了广大读者群的地平线。”

    平鑫涛回忆：“张爱玲的生活简朴，写来的信也是简单之至，为了不增加她的困扰，我写过去的信也都三言两语，电报一般，连客套的问候都没有，真正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为了‘快一点联络上她’，平日去信都是透过她住所附近一家杂货店的传真机转达，但每次都是她去店里购物时才能收到传真，即使收到了传真，她也不见得立刻回信，中间可能相隔二三十天。我想她一定很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