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0一章 (第5/9页)

海，”他说：“就近在咫尺，象头班张彭年、施焕的药，皇上吃了毫无效验…。”他忽然顿住，欲言又止，是有话想说而有所顾忌似的。

    “你说吧！”继禄比奎俊更无顾忌“忌讳什么？”

    于是奎俊将哽在喉头的话吐了出来：“你们在这里请脉，我早就想跟你们说了，皇上的病，不容易治，你们不请脉更好！”听得这话，杜钟骏惊疑不定，但不便多问，而且料想追问亦不会有结果，只好当作没听见，接续未完的话题，问到慈禧太后的痢疾。

    “时好时坏，一直在闹肚子。”继禄答说：“不过不愿意大家提这件事而已。”

    “为什么呢？”

    “你想，皇上天天请脉，有脉案发出来，皇太后再病了，岂不影响人心？”

    “这样讳疾总不是办法！”杜钟骏说“老年人最怕这个毛病，而况…。”他也欲言又止了。

    “怎么不说下去？”继禄催问。

    “我也是听人说的，不知道靠得住靠不住？说皇太后抽抽这个，是不是？”杜钟骏做了个抽大烟的手势。

    “你指皇太后抽‘福寿膏’？偶尔抽着玩儿，没有瘾。”

    “那还好！”杜钟骏点点头：“不然，烟痢是最麻烦的。”

    “听说陆总宪，就是戒烟之后得了痢疾，治得不得法，送掉了老命！”

    “总宪”是都察院左都御史的别称，从新官制颁布以后，只设都御史一员，由原任左都御史陆宝忠蝉联。

    此人是江苏太仓人，光绪二年丙子恩科的翰林，循分供职，当到左都御史。谨慎清廉，说来是个好官，不幸的是那“一口瘾”害了他。上年厉行烟禁，京中各衙门官员，准许自行陈请，限期戒断。京外大小文武官员，则限定在六个月内戒绝。半年已过，详加考查，王公大臣四人，痼癖如旧，王公两人是睿亲王魁斌、庄亲王载功；大臣两人巧得很，都出在都察院。一个是都御史陆宝忠，一个是副都御史陈名侃。

    于是军机大臣奏明，采取了一个很有力的措施，睿、庄两王所领的各项差使，如都统、前扈大臣、内廷行走等等，尽皆开去，陆宝忠与陈名侃则暂时开缺，一律派员署理“如能迅速戒断，仍准照旧复职。”否则，两亲王革爵，两大臣革职，决不宽贷。

    有此严旨，陆、陈二人自然奉命唯谨。陈名侃的烟戒得还算顺利，陆宝忠却痛苦万状。其实戒烟的方子无其数，陆宝忠一一觅来服用，总无效验，最后是用涕泗横流，强忍不顾的“熬瘾”之法，方始戒断，而元气却大丧了。

    到得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上奏陈明，戒烟净尽，仍准回任供职。但疾病缠绵，拖到四月底不能不自己奏请开缺，过了不几天，一命呜呼。慈禧太后倒是恻然不忍，特命优恤，谥法也不坏，第一字照例用“文”第二字是个“慎”字。

    接任陆宝忠遗缺的，正是在他戒烟时奉旨署理的张英麟，慈禧太后对此人的印象极好。原来张英麟是同治四年乙丑，在她手里点的翰林，但上邀慈眷，别自有因。

    他是山东历城人，同治十三年当编修时，与检讨王庆祺一同被选在“弘德殿行走”贵为帝师。那王庆祺品格不端，罔识大体，经常弄些《rou蒲团》、《灯草和尚》之类的禁书，与仇十洲的“春册”投穆宗之所好，最后竟带着大婚不久的皇帝，逛下三滥的窑子，以致出了一场“天子出天花”的大祸，绝了清朝自太祖以来，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嫡统。

    当王庆祺鬼鬼祟祟勾引皇帝时，张英麟看在眼里，大不以为然，但既不便规谏，亦不便说破，唯有洁身远行，兼以免祸，上了个奏折请假归省，在山东老家住到光绪元年，方始进京销假。

    复起之后，张英麟当了十七年的翰林，才以詹事外放为奉天府丞，兼领学政，于是当阁学，转侍郎，特简为顺天学政。庚子那年，两宫西狩，百官星散，唯独张英麟紧守着学政的关防，等待交替。第二年召试行在，一直当他的吏部侍郎。到得改新官制，不分满汉，张英麟因为在关外多年，熟悉旗务，特授为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是清朝开国以来，汉员当旗官的第一人。

    在张英麟接任之前的半年，已有上谕，设置代替国会的资政院，并派贝子溥伦与武英殿大学士孙家鼐为总裁，会同军机大臣，拟定详细院章，因而陆宝忠奏请改都察院为“国议会”以立下议院的基础。结果是驳掉了！因为从慈禧太后到张之洞、袁世凯，都没有意思施行两院制的立宪政体。

    在张英麟接任以后，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的章程，皆已拟妥，而朝廷尚有瞻顾，未曾颁布。但立宪的呼声，则已高唱入云，在上海有好些倡导立宪的团体，有一个叫“预备立宪公会”首脑是南通状元张謇、福建解元郑孝胥等人，电请速开国会，以两年为限。更有个声势赫赫的“政闻社”是梁启超所组织，也是保皇党的大本营，电请宪政编查馆，在三年内开国会。

    类此的奏请，除了报纸刊载以外，朝廷照例“不报”却抄发了奉派赴国外考察宪政，甫自德国、日本归来的礼部侍郎于式枚的一道奏折。于式枚在北洋幕府多年，专司章奏，文字为海内传诵，所以即使对宪政没有兴趣的朝士，也要仔细读一读。

    他的奏折中劈头就说：“臣愚以为宪法自在中国，不需求之外洋。”只看这句话，对热中立宪的人，便是兜头一盆冷水。

    但他的文章，自有不能不令人平心静气，细究其故的魔力：“近来访察群情，详加研究，编考东西之历史，深知中外之异词。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则定自下而上遵守，此实振古未闻之事，乃为近日新说所宗。臣历取各国宪法条文，逐处参较，有其法己为中国所已有而不须申明者，有其事为中国所本无而不必仿造者，有鄙陋可笑者，有悖诞可笑者，有此国所拒而彼国所许者，有前日所是而后日所非，固缘时势为迁移，亦因政教之歧异。”

    话虽如此，于式枚认为比较可取的是日本宪法。“虽西国之名词，仍东洋之性质，自为义解，颇具深心。”以下引叙上海报上刊布的一篇题为《今年国民为国会请愿文》的文章，攻击“宪政所以能实行者，必由国民经有一运动极烈之年月，盖不经此，不足以摧专制之锋”的论调，他说：“各国立宪，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夫国之所以立者曰政；政之行者曰权；归之所归，则利之所在，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

    接着撮叙法国大革命及日本立宪的结果，从而议论：“盖法国则当屡世苛虐之后，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