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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丝杂感 (第2/3页)
(11)但自从“清党”以后,这“直截痛快”以外,却又增添了一种神经过敏。“命”自然还是要革的,然而又不宜太革,太革便近于过激,过激便近于共产党,变了“反革命”了。所以现在的“革命文学”是在顽固这一种反革命和共产党这一种反革命之间。 于是又发生了问题,便是“革命文学”站在这两种危险物之间,如何保持她的纯正——正宗。这势必至于必须防止近于赤化的思想和文字,以及将来有趋于赤化之虑的思想和文字。例如,攻击礼教和白话,即有趋于赤化之忧。因为共产派无视一切旧物,而白话则始于《新青年》,而《新青年》乃独秀所办。今天看见北京教育部禁止白话(12)的消息,我逆料《语丝》必将有几句感慨,但我实在是无动于中。我觉得连思想文字,也到处都将窒息,几句白话黑话,已经没有什么大关系了。 那么,谈谈风月,讲讲女人,怎样呢?也不行。这是“不革命”“不革命”虽然无罪,然而是不对的! 现在在南边,只剩了一条“革命文学”的独木小桥,所以外来的许多刊物,便通不过,扑通!扑通!都掉下去了。 但这直捷痛快和神经过敏的状态,其实大半也还是视指挥刀的指挥而转移的。而此时刀尖的挥动,还是横七竖八。方向有个一定之后,或者可以好些罢。然而也不过是“好些”内中的骨子,恐怕还不外乎窒息,因为这是先天性的遗传。 先前偶然看见一种报上骂郁达夫先生,(13)说他《洪水》(14)上的一篇文章,是不怀好意,恭维汉口。我就去买《洪水》来看,则无非说旧式的崇拜一个英雄,已和现代潮流不合,倒也看不出什么恶意来。这就证明着眼光的钝锐,我和现在的青年文学家已很不同了。所以《语丝》的莫明其妙的失踪,大约也许只是我们自己莫明其妙,而上面的检查员云云,倒是假设的恕词。 至于一四五期以后,这里是全都收到的,大约惟在上海者被押。假如真的被押,我却以为大约也与吴老先生无关。 “打倒…打倒…严办…严办…”固然是他老先生亲笔的话,未免有些责任,但有许多动作却并非他的手脚了。在中国,凡是猛人(这是广州常用的话,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阔人三种),都有这种的运命。 无论是何等样人,一成为猛人,则不问其“猛”之大小,我觉得他的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 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至于幻得怎样,则当视包围者是三棱镜呢,还是凸面或凹面而异。假如我们能有一种机会,偶然走到一个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见这时包围者的脸面和言动,和对付别的人们的时候有怎样地不同。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谬妄骄恣,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猛人所看见的他是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老实说一句罢,虽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时从旁看来也觉得倒也并不坏。 但同时也就发生了胡乱的矫诏和过度的巴结,而晦气的人物呀,刊物呀,植物呀,矿物呀,则于是乎遭灾。但猛人大抵是不知道的。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 (15)直要待到蔡松坡(16)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袁公的龙驭上宾于天(17)了。 包围者便离开了这一株已倒的大树,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 我曾经想做过一篇《包围新论》,先述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敢动笔。 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为懒于筹画,只开目录而没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经想到了两样法子,但反复一想,都无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18)。然而虽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会先就改变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样。二,是广接各样的人物,不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围。然而久而久之,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则最强大,归根结蒂,也还是古已有之的运命:龙驭上宾于天。 世事也还是像螺旋。但《语丝》今年特别碰钉子于南方,仿佛得了新境遇,这又是什么缘故呢?这一点,我自以为是容易解答的。 “革命尚未成功”是这里常见的标语。但由我看来,这仿佛已经成了一句谦虚话,在后方的一大部分的人们的心里,是“革命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了。既然已经成功或将近成功,自己又是革命家,也就是中国的主人翁,则对于一切,当然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刊物虽小事,自然也在看管之列。有近于赤化之虑者无论矣,而要说不吉利语,即可以说是颇有近于“反革命”的气息了,至少,也很令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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