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 (第10/20页)

乐于助人的，而且其热情有外地人不及之处。比方说，外地人在上海问路，便往往能得到热情的回答，有的还会为你出谋划策，告诉你乘哪趟车又在哪里转车较为简便合算。这种对“不搭界”者的认真负责态度，在外地人看来就未免匪夷所思，所以常常大感意外。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却往往只会对自己的“哥们”两肋插刀，对陌生人可就没有那么周到，弄不好还会来个“关我什么事”

    显然，北京人热情也好，不热情也好，是“内外有别一的。比如前面说的那个小伙子，固然热情得逢人就问：“您有事有事您说话”但所问之人肯定都是“熟人”、“自己人”如果见了陌生人也这么问，那他不是“疯子”就是“傻子”而且，当他站在柜台后，面对陌生的顾客时，没准其服务态度会生硬得够呛（这种钉子我们在北京可是碰得多了）。上海人则相反。热情也好，不热情也好，是“一视同仁”的。他们会帮助求助于他们的人，但不会主动去问：“您有事有事您说话！”而无论这人是“自己人”还是“陌生人”同样，如果涉及他自己个人的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说：“关侬啥事体”也无论这人是“自己人”还是“陌生人”

    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圈子意识”是一种“群体意识”而任何群体都是有限度的。比如“一样大块吃rou，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的，就只限于水泊中人，甚至只限于一百单八人。梁山圈子以外，对不起，就没有了，而且弄不好还只有挨刀的份。这就叫“内外有别”圈子外的人，可以无视其存在；圈子内的人，则必须“抱团儿”、“扎堆儿”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提携，互相关照，包括时不时问上一句：“您有事有事您说话！”

    相反“滩涂意识”则是一种“个体意识”它强调的，是个体独立人格的“不可入”和自由意志的“不可犯”有句话说：“上海人什么衣都敢穿”就因为在这个懂得尊重他人“隐私”（尽管不多），允许保留“私人空间”（尽管很小）的“滩”上，过多地干预他人的私生活是“可笑”甚至“犯规”的。上海当然不乏喜欢窥测他人隐私的小市民，而且人数比任何外地都多（原因以后再说）。但即便他们，也未尝不知道这种“窥私癖”极为可鄙。所以，在外地，一个人的穿着如果“太出格”就会遭人物议，他自己也得进行辩解，比如“这样好看”、“穿着舒服”等等，更常用的辩护词则是“别人也这样穿”然而在上海，就大可不必。只要一句“关侬啥事体”便可斩断一切争论，让人无话可说。（图十八）

    很难简单地评说北京上海这两种活法和意识的是非优劣。一般地说，外地人都认为，与北京人交朋友痛快，与上海人打交道轻松。如果你能进入北京人的“圈子”成为他们的“哥们”就可以同他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烟酒不分家，真格的“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不过北京人现在也开始变得滑头，真要这么着，还得上山东）。与上海人交朋友却不容易。他们多半客气而不热情，礼貌而不亲切，很难掏心窝子说心里话。因为他们都会有意无意地坚守个体意识的“不可犯”和“不可入”原则。所以，上海没有“哥们”只有“朋友”哥们是相互依存的，朋友则是相互独立的；哥们得亲密无间，朋友则不妨情淡如水。更何况，上海人的所谓“朋友”也未必真是什么朋友，比如暗地里磨刀霍霍准备“斩”你一记的小贩就是。

    不过，就我个人的倾向而言，我更喜欢上海人的处世哲学。不错，上海人是有“各人自扫门前雪”的“毛病”但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家门前的雪打扫干净了，岂非就没有什么“瓦上霜”要别人来cao心？相反，如果天天cao心别人的事，则自己的事就未必做得好，比如那个逢人就问“您有事，有事您说话一的小伙子便是。再说了，别人这么关心你，你岂不也得”时刻准备着一，时不时地问别人一句：一您有事“这么活，太累何况，当你大包大揽地说了”有事您说话“的话时，万一事情办不成，又该怎么办为了未雨绸缨，你就得事先”储备“一批”哥们“，还得个个有能耐，比如能一下子批六张卧铺票，而且还都是下铺什么的。

    生活在上海人中间，就不会有这么多事。事实上，不少外地人都有伺感：你也许很难和上海人交朋友（但并非不可能，我自己就有不少上海朋友），却不难和他们共事。上海人是比较计较，账算得很清。但这在保护了他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保证了你的权益；在维护他自己人格独立的同时，也尊重了你的独立人格。至少，和他们交往时，你不必处处设防。这就轻松。你甚至不必太在意自己的形象和对方的态度。因为如果上海人对你大皱眉头，你也可以回他一句”关侬啥事体“的。更何况，在现代社会交往中，”哥们“总是少数，更多的还是要面对”泛泛之交“。那么，轻松一点，岂不好？

    其实，困难并不在于如何评价这两种文化以及如何与两地人相处（最好的是，你在上海有合作伙伴，在北京又有”铁哥们“），而在于如何解释：恰恰是没有多少圈子意识的上海人，却比圈子意识特强的北京人，有着更明显的城市社区文化特征，这又是为什么

    道理仍在于”城滩之别“。前已说过，所谓间城”本身就是一个圈子，是一个把无数小圈子圈在一起的大圈子。而且“城”越大，城内的小圈子就越多，人们的“圈子意识”也就越强。因为在这样一种空间状态下，任何人都只有进入一定的圈子，才会有安全感，也才会觉得与“城”协调。北京的圈子特别多，北京人特别爱“抱团儿”就是这个道理。结果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城”这个圈子本身越大，被它圈住的小圈子的“圈子性”也就越强。而小圈子的“圈子性”越强，则大圈子的“圈子性”也就越弱。这样一来，当然也就只有城内各圈子的社区性（甚至没有社区性只有圈子性），而没有或少有全城的社区性或一体化文化

    更何况，任何城都是要有墙的，而墙的文化功能，正在于分割空间。这种分割，可以从大到小、由外至内而层层推进。结果，如果城很大，城内圈子很多，那么，生活在最内圈、最里层的人，就不大能够感觉到城的存在，而只能感觉到自己圈子的存在。

    滩就不一样。滩没有空间阻隔，滩上的人也是个体的、只有松散联系的。用上海话说，就叫“不搭界”既然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不搭界”的，则他们便只好和“滩”搭界。因此，个体的、单独的、游移的人，反倒容易与“滩”认同，并通过与“滩”的认同，而与滩上其他人认同。所以上海人平时在上海可能“不搭界”一到外地，却很容易“扎堆儿”、“成气候”上海人比北京人社区特征更明显，到了外地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