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最后几年 (第2/5页)

也许有某种更深的意义，可是谁又能发现它呢？或者，它是恶意嘲讽，比如最近我读书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感到这个主意很好，说得确切些，很有意义。于是我很想询问一下日历有关事宜（只有碰到这样的偶然事件他才在当天回答问题；否则就有待于人们在一定的时候机械地撕下一页）。“有时也会有一只盲狗等等，”它说。另一次，用煤账单使我大吃一惊，而它却说“幸福和满足是生活的极致。”这句话里面除了讥嘲外，当然还有侮辱人的迟钝，它没有耐心，它已经根本不能忍受我的离开，但也许只不过是，它不愿使我的离别饱含痛苦，也许在我迁徙日的那页日历后面还会跟上一页我将看不到的纸片，那上面任意写着什么，比如：“这肯定是照上帝的意思做的等等，”不，人不可能将对他的日历所想到的统统写下来“他毕竟也只是一个人”

    假如我以这种方式为你写下我所接触的一切，当然会没完没了，而且会造成假相，好像我在过着非常热烈的社会生活；事实上我的周围一片寂静，但又从来不安静。对柏林的激动人。心的事，无论是坏是好，我都少有见闻，当然得知前者要多一些。此外，佩帕是否知道，在柏林如果有人问某人：“你好吗？”他会怎么说？噢，他当然知道了，你们大家对柏林都比我了解。现在我冒着重述众所周知的老掉牙的事情的危险，实质上这话还始终具有现实意义。人们会说的是：“物价糟透了。”还有：一个人激动地谈到莱比锡体cao节：“七十五万体cao运动员开进场，这是多么壮观啊！”另一个人慢条斯理算计着说：“三个半和平体cao运动员，这是什么意思？”

    犹太人的学校里怎么样（这已经绝对不再是开玩笑，但愿也不是任何悲伤的东西）？你读到过《自卫》上一个年轻教师的文章吗？看法很好，感情热烈。我又一次听说，入过得不坏，而M.小姐说是改革了整个巴勒斯坦体cao。你不必责怪阿伦斯坦老人的生意头脑；把家庭驮在背上漂洋过海到巴勒斯坦去无论如何总是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至于有那么多人各以各的方式做这件事，这是一件航海奇迹，其意义不小于发生在希尔夫海中的奇迹。

    我非常感谢M.和L.寄来的信。奇怪的是，把她们的文字并列，也许比较不出她们性格上的差别，但几乎显示了她们身体上的差别，至少最近几封信给了我这样的印象。M.问，我对她生活中的什么特别感兴趣；我想是：她读些什么，她还跳舞吗（在这儿的犹太人大众之家里，所有小姑娘都在学有节奏的舞蹈，当然是免费的）她还戴眼镜吗？阿妮·G.让我转告对L.的问候。这是个可爱的、美丽的、聪明的孩子（说的是L，但是阿妮也是这样），勤奋地学习希伯莱语，差不多已经看得懂书了，会唱一首新的短歌。L也有进步吗？

    现在再不去睡觉可不行了。这回我几乎一个晚上与你们同在，而从斯托克豪斯街和米盖尔街路又那么远。别了。

    可怕的1923年通货膨胀之冬降临了。我认为，是它杀害了弗兰茨。——当弗兰茨一次从柏林安静的近郊乘车回来，他“好像从混战的战场上”回来（摘自朵拉的报道）。穷人的苦难啃啮着他的心，他“面色灰白地”回来了。“他生活在非凡的节奏中”朵拉说“以致他一生中已经死了几千遍了。”这里面不仅仅是同情，他自己生活也十分清苦，因为他倔强地坚持靠他小小一笔退休金度日，只有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才非常郁郁不快地接受家里的汇款和食品包裹。因为他感到这样他刚刚获得的自立性受到了威胁。刚获得了一笔小小的收入（通过与《锻造坊》的合同），他已经打算尝还“家庭借债”对家里寄来的丰足的生日礼物（家里人小心翼翼地为他着想着）他却绝口不谈其真实意义。——那时煤很缺乏。牛油他从布拉格获得——他得悉meimei成了一个布拉格犹太妇女联合会的成员，该联合会将救济品包裹邮至柏林。他就将贫穷的熟人的地址寄去。“为了不错过机会（因为邮寄这样的东西很快就会把钱用完的），我马上寄地址给你，当然还可以寄其他地址给你，库存有的是。”在有些地址下他写上：“合乎犹太教规的。”接着他看到一个这样的包裹，并评论说：“这会儿它放在我们面前了，严肃得要死，没有一小块巧克力、一只苹果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发出一丝地微笑，它好像在说，现在靠这些麦糁儿、大米、面粉、糖、茶叶和咖啡过几天吧，然后死去，就像注定的那样，我们能做到的就到这一步了。”这样永远也不能使他细致的感觉感到满足。

    在他健康的时候，他去阿提勒力街上“犹太教学院”的课。他在师范学校预备班听了托奇纳教授和古特曼教授关于犹太圣典的报告。他阅读较简单的希伯莱语课文。只是为了上这个班的缘故，他才定期离开安静的郊区前往柏林市中心。

    在圣诞节和新年之间他发高烧，但又康复了。在发烧期间他迁居切伦多夫，房东太太是作家卡尔·布瑟的遗孀。他过着退隐的生活。极偶然从柏林来过一个客人：鲁道夫·凯瑟尔博士，恩斯特·布拉斯。

    物价上涨开始使他不安。“假如局限于住房（当然是一套过于美丽的住房，下个月我得让出一间）和吃饭上（当然是很棒的饭菜，从两个酒精炉和一个食物烟箱上变戏法一样变出来的。——当然这也许仍然是一笔过大的开支，尤其与我以前的房东常谈到的那位先生的烹调法相比较下，那位听说什么东西都是在他的床上煮的），假如这样生活在寂静中，那么还算过得去，当然也只有在父母和姐妹们的帮助下。可是一旦冒出什么特殊事情来，一下子便会显得什么都无望了。医生到我这里来过，L.太太把她的亲戚、一个大个子教授介绍给了我。幸亏他自己没有来，而是先派一个助理医生、一个年轻人来，这人还不到三十，除了寒热，他什么也诊断不出，医嘱暂时也无非是卧床和等待。这么来一次他要了二十马克，即一百六十克朗。最糟糕的是，这个价格不仅在收费价目上看倒也合理（这里没有人提出超过收费价目的要求），而且与其他价格具体比较也完全相当。一切都那么责，要在这里求得生存，得赚金马克才行。我有时候已经想在与柏林的价格的斗争中退却了，我想到什累申、维也纳、戈尔达湖。”

    当人们拜访弗兰茨时，他以开玩笑般的口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