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第1/9页)

    第十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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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玮从美国来信，告诉苏眉她正在边工作、边读书，收入不错。和尼尔暂时住在公公家一幢别墅里，房租不必拿，星期日到园子里拔拔草还能从公公手里挣出吃冰淇淋的钱。家里有个长长的车道，尼尔教她开车，已经拿到驾驶执照。也玩，到美国人的行列里去玩。坐上筏子漂白河，她勇敢地漂过了最险的五级狼区“甜蜜的狼呀”“他妈的大石头”鬼节时参加化装舞会，她把自己化装成葡萄干，尼尔则化装成半裸体的里根。还有人把自己化装成厕所，屁股上挂一卷卫生纸。美国式的玩，苏眉想。可她怎么也想不出葡萄干怎么化。

    苏玮所学的专业却不时更换。上封信说正读“大众传播”下封信却变成“比较文学”；这封信是“国际贸易”那封信又变成了“饭店管理”这是苏玮，苏眉想。又在七折腾八折腾。折腾着，得到了，却又有点不如愿，还有点患得患失。

    苏玮每次在信中先是一阵兴奋，然后就对美国节奏流露出一些不习惯。说有时她真想懒散一下，有时很想喝一碗爸做的粉丝白菜汤，有时很想睡个午觉，哪怕到响勺胡同去睡也行“要是你再把我搂到沙发上睡，我一定不再‘咕容’。”

    这使苏眉想起她们在响勺的日子，想起她们那天早晨逃出北京的狼狈情景。赶汽车时苏玮追不上苏眉，那是因为她穿着挤脚的花布鞋，脚面被鞋挤得鼓出老高，像个小rou包子。那时苏眉却在前边一味地呵斥她。可是，假如没有这个鼓着脚面的家伙那如此坚决的大哭，也许她们还得回响勺胡同。世间的事都是这么偶然又这么必然，如同她们当时只有共同的狼狈和从这狼狈中获得的共同亲密。谁也不去想将来会怎样：能不能逃离北京，会不会长大。

    但是偶然的，她们都长大成人了；必然的，她们都结婚了。像许多婚后的姐妹一样，她们彼此还偶然地生出些小挑剔——必然。

    苏玮说：“我觉得你结婚以后跟以前不大一样了。”

    苏眉说：“怎么，你感到什么了？”

    苏玮说：“一时也说不具体，反正和从前有点儿区别。”

    苏眉对苏玮这小挑剔并不去用心。不大一样了，是不大一样了。也许苏玮是指苏眉本人，也许是指她们之间。究竟是苏眉本人的什么，她们之间的哪方面，这又何必深究？反正是结婚了，反正不是姐儿俩相依为命的时候了。要是再去来个相依为命，肯定谁也受不了谁。

    苏眉不是也一样地说苏玮吗。

    苏眉说：“小玮，我觉得你结婚以后跟从前不大一样了。”

    苏玮说：“怎么，你感到什么了？”

    苏眉说：“一时也说不具体，反正和从前有点儿区别。”

    苏眉不是有意用苏玮的话去还击苏玮，因为这是她们的同感，无须探讨，也不是唇枪舌剑，只是同感。

    但苏眉对苏玮的“不大一样”毕竟有几分具体，比如她曾毫不掩饰地问苏玮：“中国这么大，中国人这么多，你为什么单找尼尔做丈夫？”她送苏玮去机场那天坐在“雪铁龙”里也想过这件事，她看着尼尔的后脑勺：这个小美国佬。也许她在童年听的看的关于美国人——不，美国鬼子的事太多了，朝鲜、越南什么的。她小时候在响勺胡同看过一本叫《南方来信》的书，当时美国正和越南打仗，在那本书里单是美国兵对越南妇女的蹂躏就令人发指。有时在一个瞬间她总把尼尔错看成书中画的那种美国兵，穿着大皮鞋，嘴里嚼着口香糖，喊着“哈罗”“ＯＫ”

    苏眉现在对苏玮结婚的非议远远不再是这些，那些年代的国际事端在她们这代人的头脑里毕竟是淡漠的。尼尔还是尼尔，尼尔还是个连苏眉也觉得他单纯可爱的“小美国佬”她有时恨他是美国人恨苏玮跟美国人走，也许是因为美国太远，远在地球另一面。这使得苏眉常常计算北京和纽约的时差，计算着当她做午饭时苏玮正在睡觉；而当她午夜躺下时苏玮却正吃午饭。这仿佛是苏玮成心跟她在时间上作对，于是一切还是因了苏玮的离去还是因了那个小美国佬，他们一块儿成心和她作对。

    这一切还不是她们共同觉出的那个“不大一样”有了不大一样才会不大一样，不大一样倒成了她们共有的先入为主。

    比如苏玮常常为了苏眉事业上那过分的兢兢业业、艺术观点上那份难能的不偏不倚给她下不来台。

    苏玮说：“我对艺术一窍不通，这辈子也甭想让我再跟艺术结下什么缘。可是我用一个普通观众的眼光看你，我总觉得你的作品…”

    苏眉说：“你说吧，我不在乎。”

    苏玮说：“你的作品少点看头，也可以说成没看头儿。”

    苏眉说：“你不愧是我meimei，你不愧是苏玮。”

    苏玮说：“你是不是嫌我太直截了当，伤害了你的…积极性，创作的积极性。”

    苏眉说：“我正需要点儿伤害，你没见我听的净是不伤害。”

    苏玮说：“你是说评论界？”

    苏眉说：“评论界、观众…领导，都有。”

    苏玮说：“观众可不包括我吧？”

    苏眉说：“不包括你。”

    苏玮说：“这还差不多。”

    苏眉说：“说真的，你最喜欢什么样的艺术？”

    苏玮说：“要么就让人一目了然，要么干脆就让人什么也看不懂。”

    苏眉说：“哪个画家不这么想？”

    苏玮说：“那你为什么不这么做？”

    苏眉说：“…”苏玮说：“还有你那题材，怎么老是伯乐相马？如今全中国只剩下伯乐和马了，好像能认出马的好坏只有个伯乐。‘的卢’‘赤兔’还有草原的‘高血马’伯乐认过吗？”

    苏眉说：“这么说你还看过《三国》？”

    苏玮说：“译过，助理。”

    苏眉说：“你还去过草原？”

    苏玮说：“倒是去过。为什么你们——我说的是你们，不好好想想：现在没人非让你戴红袖箍不可，干吗大家还非得争着抢着戴？”

    苏眉对苏玮的侃侃而谈不是无言以对，她是不愿和苏玮把这种有关艺术的谈话继续下去。这原本是个不费劲就能回答得很圆满的问题，却又是个谁都说不清的问题。从别林斯基到尼采，从八大山人到毕加索，谁都想说清谁都说得明白得不能再明白，然而还是一笔糊涂账。现在一个刚进入艺术界的提不起来的美其名为专业画家的苏眉又怎么能说得清？你不是个光唱戏不下海的票友，你不是留着长发光着膀子坐在展览馆门口骂大街的业余画家，你是个“搞专业”的，你要搞就得先站住。要站得住，你不考虑四面八方谁替你考虑？艺术上的海阔天空并不难。她一个同班好友说：“苏眉，我他妈什么都画不像，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