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第6/9页)

，一些名词、一些动词、一些形容词，甚至是某些特别的数字。在这本辞典中，那些不能提及的词的还有：所有的宗教、所有大人物的名字、所有的国家，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也包括“中国人”在《中国，少了一味药》的很多处“中国人”都被改成“一些人”甚至是“少数人”如果我批评中国的传统文化，编辑就会改成“中国古代的官场文化”如果我要评论现在的某项制度，他就会要求我去评论朱元璋或者武则天，或者是中世纪的欧洲。如果这本书能够出版，读者很可能会觉得作者是一个神经病：明明写的是现在的事，他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评论武则天？没错，在此时，在这里，写作本来就带有神经错乱的意味，我不是作家，我是个神经病。一定有人会说，这只是某个编辑的问题，不足以代表全部。我承认，可我还是要问：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制度，才会使一个编辑如此敏感，如此恐惧？我还要承认，他的恐惧也传染给了我，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制度，才会让我，一个守法公民，一个写作者，活在不能言说的恐惧之中？在场有许多记者，或者有人会这么报道：我发表了一个愤怒的获奖感言。不，我并不愤怒，我心平气和地说出我的处境，因为我相信，这决不是我一个人的处境，而是所有写作者的处境。这恐惧也不是我一个人的恐惧，而是所有写作者的恐惧。在这本《敏感辞典》的编撰过程中，我很不幸地贡献了自己的努力，当我检查我的作品，我很清楚地知道哪些词、哪些句子一定会被删除，我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一切。甚至我自己也会做这样的事：删掉一些字眼儿，或者替换掉一些字眼儿，我把这称之为“阉割式写作”在某个意义上，我就是一个太监，而且是个积极主动的太监，主刀的大夫还没动手，我自己就把自己阉掉了。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写，有些不能写；有些话可以说，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我们的母语，被强行割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安全的，另外一部分是危险的；有一些字眼儿是革命的，另外一些是反动的；有一些是我们用的，另外一些是敌人用的。更糟糕的是，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犯下“用词不当罪”昨晚在北京街头看见一幅广告，上面写道：当你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会说些什么？下面给出了答案，他说，其实，我是一个作家。然而，即使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我也很难说自己是个作家，我只是一个潜在的“词语犯”有人也许会说，这一切都不足为奇，可我的感觉是：我已经快要窒息了。在千疮百孔、布满地雷的汉语之中，我艰难挑选每一个字。安全的字越来越少，以至于每个汉字都有点面目可疑。我要说，这不仅伤害了我的作品，也伤害了我们的语言，这是我们的母语，伟大的汉语，庄子、李白、司马迁和苏东坡的汉语。也许很多年后，我们的子孙会发现那些美丽的词汇、美丽的

    我们毫不惊奇地发现，这世界上有些事可以写，有些不能写；有些话可以说，另外一些就只能想一想。我们的母语，被强行割裂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安全的，另外一部分是危险的；有一些字眼儿是革命的，另外一些是反动的；有一些是我们用的，另外一些是敌人用的。更糟糕的是，我并不知道哪些是合法的，哪些是违法的，所以我常常在不知不觉中犯下“用词不当罪”昨晚在北京街头看见一幅广告，上面写道：当你拿到世界冠军的时候，会说些什么？下面给出了答案，他说，其实，我是一个作家。然而，即使站在更高的领奖台上，我也很难说自己是个作家，我只是一个潜在的“词语犯”

    按：感谢《人民文学》杂志的厚爱，我获得了今年人民文学奖的“特别行动奖”今天下午在北京现代文学馆颁奖，我的朋友邱华栋让我准备一段获奖感言，于是我写了下面这些文字，但由于时间关系，这篇感言未能在现场发表，现在我把它发在这里。一个更宽广的世界如果没猜错“特别行动奖”表彰的不是作品，而是我的勇气。对一个作家来说，这是一种很特别的荣誉，听着就像赞美一个足球运动员打群架很厉害。我对此十分惭愧，因为我并不勇敢，一个作家真正的勇敢并不是与什么传销团伙周旋，而是在大众沉默之时，在真相不能言说之时，坦然而磊落地走进人群中，讲出他本应讲的话，为了真相和良知，敢于发于不和谐的声音，敢于犯举国之怒，冒天下之大不韪。而我只是做了一个公民应该做的：检举罪恶。这与真正的勇敢相去甚远。我必须承认，这点勇气并不值得嘉奖，我依然是个胆小的懦夫，我说的都是安全的话，我所批评的，都是允许我批评的。这本书已经完稿多时，可迟迟未能出版，主要原因是遇到了一位很有意思的编辑，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和他发生了多次有意思的交锋，我摔了一个杯子，骂了几句粗话，把我家的墙壁狠狠地揍了一顿，最后还是投降了。这位编辑是个谨慎的人，对现实的处境怀着深深的忧虑，不管什么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按他的意思，这本书最好不要出版，这样最安全；即使不得已要出版，最好不要讲出任何真相，因为真相就意味着危险；如果不得已要讲一点真相，切记不能发表任何观点，如果我有观点，我就是危险分子。我不太同意他的意见，但据我所知，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这本书是我的传销纪实，传销团伙内有个说法：只要投入3800，两年之内就能赚到500万。为此我写了下面这一段：我飞快地算了一下，我们“体系”有近200人，每人赚500万，那就是将近10亿，盈利能力相当于中国移动的一家省级公司。如果全行业700万人都能赚这么多，那就是35万亿，远远超过2008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赶日超美只是眨眼间的事，我中华上国分分钟就能一统天下，正如孟子所言，可以“执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只要派出700万个饿瘪了肚子的中国农民，拿根棍子就能击落帝国主义的隐型战机，根本不用发展工业、农业和第三产业，连兵都不用养一个。这位编辑把“赶日超美”后面的话全都删掉了，我问为什么，回答说太敏感。我说这些话傻子也能看明白啊，这不是讽刺之语吗？有什么可敏感的？编辑说讽刺也不行，必须改，好吧，既然不能尖刻地讽刺，那就温柔厚道地讽刺，他说“中华上国一统天下”敏感，好吧，理解，删掉。“中国农民”也敏感，这我就不能理解了：一个中性词，有什么好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