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春秋序 (第10/12页)

备焉。是其创通大义也。后汉贾逵，字景伯，扶风人也。父徽，字元伯，授业于歆，作《春秋条例》。逵传父业，作《左氏传训诂》。许惠卿，名淑，魏郡人也。颍子严，名容，陈郡人也，比于刘、贾之徒，学识虽复浅近，然亦注述《春秋》，名为一家之学。杜以为先儒之内四家差长，故特举其违，以见异同。自馀服虔之徒，殊劣于此辈，故弃而不论也。

    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比，毗志反。各随而解之，名曰《经传集解》。

    [疏]“分经”至“集解”○丘明作传，不敢与圣言相乱，故与经别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韩婴之为《诗》作传，莫不皆尔。经传异处，于省览为烦，故杜分年相附，别其经传，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谓聚集经传为之作解，何晏《论语集解》乃聚集诸家义理以解《论语》，言同而意异也。

    又别集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谱，本又作“誁”同布古反。数，所具反，后不音者皆同。相与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显其异同，从而释之，名曰《释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异同之说，《释例》详之也。

    [疏]“又别”至“之也”○《春秋》，记事之书。前人后人行事相类，书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校，则善恶不章，褒贬不明，故杜别集诸例，从而释之，将令学者观其所聚，察其同异，则于其学易明故也。言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三者，虽《春秋》之事，于经传无例者繁多，以特为篇卷，不与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则为部，小异则附出，孤经不及例者，聚于《终篇》，故言“相与为部”也。其四十部次第，从隐即位为首，先有其事，则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于后。《终篇》宜最处末，故次《终篇》之前，《终篇》处其终耳。土地之名起于宋卫“遇于垂”世族谱起于“无骇卒”“无骇卒”在遇垂之后，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传》及《穀梁》无明文，说者以为仲尼自卫反鲁，脩《春秋》，立素王。○王，于况反，下“王鲁”“素王”同。丘明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鲁，○黜，敕律反。危行言孙，○行，下孟反。孙音逊，本亦作逊。以辟当时之害，故微其文，隐其义。《公羊》经止获麟，而《左氏》经终孔丘卒，敢问所安？

    [疏]“或曰”至“所安”

    ○正义曰：上一问一答，说作注理毕，而更问《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说，并皆辟谬，须于此明之。亦以于文不次，故更假问答以明之。一问之间，凡有四意：其一，问作之早晚；其二，问先儒言孔子自为素王，其事虚实；其三，问《公羊》说孔子黜周王鲁，其言是非；其四，问《左氏》获麟之后乃有馀经，问杜于意安否？据杜云《左传》及《穀梁》无明文，则指《公羊》有其显说。今验何休所注《公羊》，亦无作《春秋》之事。案：孔舒元《公羊传》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获麟。何以书？记异也。今麟非常之兽，其为非常之兽，奈何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然则孰为而至？为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传》及《穀梁》则无明文，故说《左氏》者，言孔子“自卫反鲁”则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书，麟则为书来，应言麟为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说。言孔子自以身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为素臣，故为素王作左氏之传。汉魏诸儒，皆为此说。董仲舒对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系以万事，是素王之文焉。”贾逵《春秋序》云：“孔子览史记，就是非之说，立素王之法。”郑玄《六艺论》云：“孔子既西狩获麟，自号素王，为后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卢钦《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鲁史记而脩《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语》称齐大史子馀叹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无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馀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为此言耳，非是孔子自号为素王。先儒盖因此而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复以为素臣。其言丘明为素臣，未知谁所说也。“言《公羊》者”谓何休之辈。“黜周王鲁”非《公羊》正文，说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后，本爵为上公，而经称“杞伯”以为孔子黜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传》曰“外？不书，此何以书？新周也”其意言周为王者之后，比宋为新。缘此故谓《春秋》讬王于鲁，以周、宋为二王之后，黜杞同于庶国。何休隐元年注云：“唯王者然后改元立号，《春秋》讬新王受命于鲁。”宣十六年注云“孔子以《春秋》当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为王者之后，是“黜周王鲁”之说也。定元年《公羊传》曰“定、哀多微辞，主人习其读而问其传，则未知已之有罪焉尔”何休云“此假设而言之，主人谓定、哀也。习其经而读之，问其传解诂，则不知已之有罪于是。此孔子畏时君，上以讳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慎之至也”是其孙言辟害，微文隐义之说。“自卫反鲁”“危行言孙”皆《论语》文也。郑玄以为据时高言高行者皆见危，谓高行为危行也。何晏以危为厉，厉，言行不随俗也。未知二者谁当。杜旨《公羊》之经获麟即止，而《左氏》之经终于孔子卒。先儒或以为麟后之经亦是孔子所书，故问其意之所安也。

    答曰：“异乎余所闻！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此制作之本意也。叹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出，如字，又尺遂反。吾已矣夫！”○夫音扶，下“若夫”同。盖伤时王之政也。

    [疏]“答曰”至“政也”○此尽末以来，答上问四意。但所答或先或后，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据，乃得递相发明，故不得以次而答问者，先问作之早晚，杜意定以获麟乃作，故从“仲尼曰”至“所以为终”明作之时节，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为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后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须说始隐之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验其非“黜周王鲁”之证。但既言其终，倒言其始，则于文不次，故答前义未了，更起一问，自“曰然则”以下尽“此其义也”明《春秋》始隐之意，答“黜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