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新旧之间没有怨讼唯有真与 (第3/5页)

后，哥哥看到她被压在木板下面动不了，却没救她，而是先去救别人。她疼得撕心裂肺，她哥哥却在救完三个外人之后才来救她…但真实的情况是，她哥哥当时非常着急，和别人一起把她抬上了担架。

    她拿出书来给我看，不掩饰，也没辩解。

    去唐山之前，我对这段历史了解很少，我是带着逆反、带着“认识历史，吸取教训”的预设去的。但她是活生生的人，一边把头发编成辫子，一边带着点羞赧问我：“这样上镜行吗？”我端详一会儿，把口红给她，让她涂上一点。我问她采访前要不要先去上个厕所，她挺平静地说：“瘫痪后小便失禁是感觉不到的，常常是裤子尿湿了才知道，来不及，只能在轮椅里坐深一些。”

    罪是她受的，但她没有痛恨过去，连底掀翻。她一直留着七十年代与恋人的通信，怕这些信腐坏，就把信剪下来贴在本子里，在旁边手抄一遍，这样想看信的时候，就不必翻看原件了。十年前她与恋人重见，男人看到她坐在轮椅上的模样，放声痛哭，她反过来安慰他。三十年来，她承受这一切，就像接受四季来临。

    采访这样的人，如果只是为了印证自己已经想好的主题，这个主题不管多正确，都是一种妨害。谈了一个多小时后，她说：我接受了这么多采访，但我从来没这么谈过。

    我只是一直在听而已，听我从没经历过的生活。

    她说地震后躺在地上，天上下着雨，她渴极了，张开嘴，接雨水喝。她的手碰到一条大腿，还以为是死人呢，沿着那条腿往上摸，摸到腰上才发现是自己的身体，腿已经没有任何知觉。她抬头看四周：“我觉得我已经破碎了，和唐山一样。整个都拾不起来了，我后来所做的不过是把我一点点捡回来然后拼凑在一块，跟唐山一样。”

    我小臂上全是碎鸡皮疙瘩，就像那雨水也浇在我的身上。

    唐山的节目播了。有记者问我：“这样的节目有什么呢？不过是把我们对灾难的想象具体化了。”

    我说：“钱钢在八十年代已经意识到文学的本质是人，灾难的本质就是灾难。过了二十年，我们又重新回到这个轨迹上。换句话说，钱钢在八十年代所做的那些努力，放到现在也并不奢侈。”

    还有人在节目留言里问我：“有那么多人民更关心的事，为什么要做陈年的旧事？”

    是，土地拆迁，医疗事故，教育腐败…哪一项都是“人民”更现实更切身的问题。为什么要去掀动陈旧的历史？

    很多人也问过崔永元这问题。

    二〇〇八年，他离开了新闻，去做口述历史的工作，访问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中国老兵。走之前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这时代太二，我不跟了。”

    有一年他去日本NHK电视台，密密麻麻的中国影像资料。cao作的小姐问他看什么？他说看东北。问东北什么，他说看张学良“张学良调出来了，最早的是九·一八事变三天后的九月二十一日，三十分钟，张学良的演讲。我记得很清楚，里面说了一句，委员长说，两年之内，不把日本人赶出满洲，他就辞职。这是张学良演讲里说的，我当时很受刺激。”

    他的刺激是，我们也是电视工作者，但没有这样的资料“而且这三十分钟拿回来，谁也不会把它当回事”

    他跟我说：“是林语堂还是陈寅恪说的，这个民族有五千年历史，非常了不起。他说，不管怎么个混法，能混五千年就了不起。我觉得他一针见血。这个民族浅薄，没有文化，不重视历史。我说这个话根本就不怕得罪谁，就这么浅薄。”

    中国这些参与历史的人很多已死去，有的正在老去，正在失去记忆。“不能再等了。”他说。

    他做历史：“《论语》都是孔子死三百年以后才成书的，已经都不对了，再心得一遍，不知道说的是谁的事。我们做口述历史这件事，就是直接听孔子说…世世代代老听心得，进步速度会非常慢。”

    他采访的是参加抗日战争的国共老兵，题目叫《我的抗战》“我们总说国家要体面，如果生活在这个国家的每一个人都灰头土脸的，我不相信这个国家会体面。所以我建议多用‘我的’，少用‘我们的’。”

    二〇一〇年我主持《我的抗战》发布会时，他已经采访了三千五百个人，有时候一个人采访一个多月，一百多盘带子。收集的口述历史影像超过了两百万分钟，收集的纪录影像也超过两百万分钟，收集的历史老照片超过了三百万张。两年花了一亿两千万，这些钱都是他自己筹来的，到处找“最感兴趣的投资人是我们抗战的对手，日本人。”

    底下人笑。

    我说：“很多人觉得这些事应该是搞研究的人来干。”

    他一笑，多么熟悉的嘴角一弯：“他们在评职称，还有更紧要的事。他们评完职称也会想起来干，不着急，谁想起来谁干。”

    有一位电视台的同行，站起来请他谈一些对当下电视台纪录片的看法。

    “我对电视台的使命和节目编排没有什么想法，我也不愿意想，因为那样可能会耽误我干正事。我有那个时间，就能多采访一个人，多整理一些材料，这样可能更有功德。我现在想，我二〇〇二年为什么得病，就是老想不该想的事，现在为什么快乐，就是不想那些事，只想怎么把该做的事情做好，这一点可能更重要。”

    他在台上冲我笑，说：“柴静那时候总看到我忧郁的样子，不开心，但是她最近看到我，我很高兴。”

    二〇〇二年时，他不大上“实话实说”了，有一些传闻，说的人都欲言又止。有次大伙在食堂吃饭，他坐下自自然然地说“我的抑郁症”场面上静得有点异样。

    有天我坐在电脑前，办公室门一响，小崔进来了。我很意外：“你找谁？”

    “找你。”他拉过一把蓝布工作椅，坐我对面。

    我们对坐着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