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 (第6/13页)

痛快的时候少。”

    他又从书架上拿了两本书，忽然飘落出两张纸来。他捡起来，看了看“嗤嗤”地笑个不停。“你看看这个。”他把那张纸放在我面前，走了。

    好像是写给谁的一封信，一看便知是詹牧师的手笔。信的开头一两页大约已经丢失，现把残余部分备忘于下：…论文的题目为《古代佛教思想的来源与发展》，一九四五年获史学硕士学位。以后两年又翻译和撰著了几本小册子，如《世界三大宗教》、《宗教与哲学》、《信仰论》等等。原计划还要写《中国思想史大纲》和《简明宗教史》等，均因题目较大，所需资料一时难以具备，又逢内战，生计艰难，此计划一直未能完成。

    解放后，因加强了政治思想学习，遂改变原来计划，转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大有收益。后又经农场劳动锻炼，搞通了思想，自动退出宗教团体，努力追求进步。不料，正当可以为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量之际。我患了风湿病，不得不回家疗养。一病多年。养病期间，我仍坚持学习、研究。研究范围：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②革命史传；③心理学及教育学；④文学艺术。（写过一些革命诗歌，手稿均于“文革”中烧毁。）

    因我早年曾走过一段弯路（做过牧师，并与一些外国人有过交往）“文革”中被隔离审查过一年多。住过牛棚。后经内查外调，弄清了历史，确认我没有任何政治问题。之后又参加了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从事人防建设。学习班毕业后，我决心做个真正的劳动人民，经街道居委会推荐，当了六年临时壮工。尽管工作繁忙，业余时间我仍发扬雷锋的钉子精神，读书看报、学习、钻研。“四人帮”被粉碎后，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感到欢欣鼓舞。（我参加了庆祝游行，我背着一面大鼓，走了三十多里路。）我深深感到…

    [注五]此处可能还有一页，已丢失。

    …我的思想更为活跃，对四化问题，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初步拟就了全面规划，成竹在胸，切实可行。然则报国无径，献策无门，谛恐古稀将近，时日不待，一旦逝去，遗恨无穷。无奈毛遂自荐，为国为民，甘作犬马，荣辱毁誉。置之度外。如蒙先生引路，得以有所作为，功成之日，死亦瞑目！

    此颂撰祺詹小舟上（年月日缺）

    由“撰祺”二字推断，此信是写给某位cao笔墨以为生涯者的，又由“先生”二字可见，还是一位大著作家呢！可是连我也被称为“老弟”“先生”云云。是否也盖出于谦逊，就又难说了。

    信的空白处有许多稚拙的童体字，还有许多小小的油手印儿。我后来设想是这样：灯下，詹牧师哄着孙子，教孙子写字，写了歪歪扭扭的“风筝”又写一行扭扭歪歪的“春天来了”孙子不听话，闹，詹牧师给了他一些油炸的食品…。那么就是说，此信是在七九年詹夫人去世之前写的。詹夫人死后，孙子就送到姥姥家去了。

    信中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住过牛棚”现今，很多人都自称住过牛棚，仿佛是一件难能可贵的行为。这倒无妨。可是，人住了牛棚，牛住在哪儿呢？二是，詹牧师是自动退职的呢？（见［注二〕）还是因患风湿病回家疗养的？

    [注六]詹牧师的儿子最近对我说：“他是自动退职的，但也确实有一点风湿病。”

    只是当没有公职便意味着有某种严重问题这一逻辑风行了之后、詹牧师才格外地强调了他的风湿病，坚持说自己是因为有病而国家疗养的。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常到人多的地方去晒太阳。见到他的人不免要问：“您这是干嘛呢？”他便有机会回答：“我的风湿病很厉害，大夫建议我多晒太阳。”有一个夏天的中午，他又去晒太阳，天很热，太阳又很毒，人都躲到屋里去了。詹牧师晒了许久，不见一个人来问，又心疼失去的时间，就此回去很不甘心，于是再晒，结果晒过了头，中了暑。儿子又说怪话。詹夫人又说詹牧师不是那种…

    [注七]詹牧师的风湿病，初发于五四年在小学任教期间。那一年秋天，他参加了挖河泥的劳动。天气已经很冷了，河泥上都结了冰渣，他挥舞着铁锹，站在刺骨的泥水里，拼命地干。有人让他上来欧一歇，他不。有人表扬他年过半百，亚赛黄忠，他干得更有兴趣，说自己改造得还不够。连续干了一个多星期，他开始感到周身的骨节全疼，并且有些低烧。他鼓励自己：轻伤不下火线，想想红军两万五，等等。又干了几天，才得了风湿病。

    詹牧师回来的时候已经九点半钟了。他买了酒和rou，买了包子和好烟，从提兜里—一掏出，抱怨商店都关门太早，买不到更好的东西招待我。无论我说多少遍“我已经吃过晚饭了”他还是说：“吃吧，不要客气。”我只好坐下来。

    我们的友谊开始于这天晚上。时间是：一九八一年四月七日。

    中集现在仔细回味，觉出，詹牧师之所以非常看重同我的友谊，也是有所图的。其实这无可厚非。有目的的功利主义总比莫名其妙的扯皮主义要好。贪嘴的人希望认识大师傅，好穿的人愿意结交老裁缝，有病的人巴望与大夫套近乎，将死的人乐于同看坟的论交情，都很正常。况且詹牧师的目的也并非不可告人，他只是估摸我或许在出版界有点路子，说不定能帮忙他发表一点作品。

    詹牧师想创作一些“黑色幽默派”小说。他反复申明，他所以这样做，绝不是因为他多么称赞这一流派，更绝不是出于派性。

    后一点是相当可信的。詹牧师历来有“信主兄弟不分国旅，同来携手欢欣”的思想，这一思想固然愚昧而又缺乏阶级分析，但与派性却实在水火难容。解放初期，他甚至为这种思想找到过理论根据。根据有三：①工人阶级没有祖国（即不分国度）；②民族矛盾说到底是阶级矛盾（那么同是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显然是不该有民族之分的）；③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打碎的是脚镣手铐，得到的是整个世界（相当于“同来携手欢欣”）。这些言论在“文革”中都被列为他的罪证。这实在也是一桩冤案。其实詹牧师早于五十年代中期。就已认识到了他上述思想的错误。他对基督教有过三点犀利的批判：①主是伪善的。“信主兄弟…契合在主爱中…携手欢欣”这是不是说“只有你信主，主才爱你，如果你不信主，主就不管你的死活？多么狭隘的派性！简直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味道。②主是骗人的。主既然一向宣称，他上十字架去受苦受难只是为了救世救民，那又为什么要“普天之下，万族万民，俱当向主欢呼颂扬”呢？这不是一种讨价还价的行为么？假如“万族万民”不去“向主欢呼颂扬”主是即刻暴跳如雷呢，还是依然任劳任怨地去救世救民呢？③主是愚昧的。主竟认为仅凭他自己的神通就可拯救万族万民，可是只一个犹大便把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