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评传_第三节如何领导抗战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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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如何领导抗战 (第5/6页)

,页一七一)、是动员能力跟不上“阵地伤亡极大”(《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二一)、是“后方粮食弹药几无法送至第一线”(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是“根本没有看见过敌人的面孔,便被调下火线了”(《孙元良回忆录》,页二一一)、是高达“十九万人”的战士的“牺牲”(《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蒋介石手忙脚乱地应付战局,只会说“以战术补正武器之不足、以战略补正战术之缺点,使敌处处陷于被动”等话、只会说“上下一心,镇定自如,固守阵地,屹立不动”等话、只会说“深沟广壕,坚壁厚盖,固守艰巨,乘机袭击,大敌则避,小敌则战,制敌死命”等话、只会说“负伤不退,宁死不屈”等话(张其昀《党史概要》,页一一五四)。最后兵败山倒,竟还说:“不是作战的失败,乃是退却的失败!”(《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第十五卷,页一四九)

    一九三八年三月八日,蒋介石对将校研究班学生讲《对日抗战必能获得最后胜利》(《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十五卷,页一四五至一五四),在没开讲以前,先把《戚继光语录》第五条向大家念了一遍。戚继光说:“夫人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何谓‘算定战’?得算多,得算少是也。何谓‘舍命战’?但云我破着一腔热血,报国家,贼来只是向前便了。…何谓‘糊涂战’?不知彼,不知己是也。”蒋介石说九一八时候不能打,要打就是糊涂战,其实他在八一三时候打的正是典型的“不知彼、不知己”的“糊涂战”知兵的人知道:在“地狭薄海”的上海地区作战,先就给日本得了运兵与联合作战之便。想在这种地区做阵地战,想守住已属难能;“要把敌人赶下黄浦江去!”根本就是妄想。但是蒋介石“愤兴”起来,就是如此轻敌的。这种轻敌,他后来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他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四)》(《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演讲)第十五卷,页五三九至五四八)中,自承如下:

    上海开战以后,我忠勇将士在淞沪阵地正与敌人以绝大打击的时候,敌人以计不得逞,遂乘虚在杭州湾金山卫登陆,这是由我们对侧背的疏忽,且太轻视敌军,所以将该方面布防部队,全部抽调到正面来,以致整个计划受了打击,国家受了很大的损失,这是我统帅应负最大的责任!实在对不起国家!(页五四五)

    可见蒋介石在军事素养上根本不佳,他口口声声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殊不知戚继光时代的日本人侵略中国,登陆地点就在“杭州湾金山卫”!真不知蒋介石是怎么从戚继光战史中学教训的!

    蒋介石军事上闹笑话,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他误信德国顾问。根据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的《德籍总顾问法肯豪森呈蒋委员长报告》,其中有“故长期抵抗,宜永久依托上海”“目前加入上海方面之部队,虽未能完全驱敌出境,然究能到处拒守,使敌不能前进”(《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二,页一八一)等话。由于德国与日本的关系,德国顾问的主意实在不无可疑。(参阅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页八十二、九十五)当然不管主意好坏,蒋介石既然采纳了,就得负责任。最后,相当于全中国总兵力的五分之一,就这样伤亡了。(据黎东方《蒋公介石序传》估计,页三六五)“在抗战一开始之际,最珍贵的军队便受到了如此严重的损害。”

    李宗仁说:“检讨京沪会战的得失,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的最高统帅犯了战略上的严重错误。我们极不应以全国兵力的精华在淞、沪三角地带做孤注的一掷。”(《李宗仁回忆录》,页六八五)即使要在淞沪孤注一掷,也应该打积极的防御战,而蒋提出的“获胜的要道”令国军坚守阵地,来对抗敌人的飞机大炮(见《先总统蒋公全集》,页一〇七三),却是单纯的、消极的防御战,形成失去主动、惨遭挨打的局面。这种“战略上的严重错误”国民党学者虽也同意“似非得计”但总以有桑榆之收为辩。以张其昀为例,张其昀在《党史概要》中说:

    总观八一三战役,我军毅然以主力使用于淞沪方面,因上海乃我经济重心,中外观瞻所系,故我不惜任何牺牲,予以强韧作战。双方作战重心,乃由华北移至华中,相持三月以上,使我长江下游工厂物资,得以内运,国际观感亦为之一新,所获政略上之成效尤伟。以作战观点言之,敌拥有便利之海洋交通,易于发挥陆海空军联合之威力,我则后方交通未辟,集中迟缓,本难发挥优势,而欲与敌在上海行阵地战,似非得计。然就全国地形言,如当时在黄河流域与敌作战,尚不如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上海敌我主力三个月之激战,使在华之敌军,不能任意行动,造成我华北有利之形势,尤其使山西之我军,有准备之余裕。结果在山西之敌军,始终不能西越黄河一步,此实为战略上最大之成功。(页一一五七至一一五八)

    不过,张其昀这种战略论,是会被国际军事家见笑的,曹聚仁,舒宗侨《中国抗战画史》(联合画报社)曾委婉转述出国际军事家的看法:“我军从闸北战线撤退,实力保存不过十分之五;敌军则增援二师团,加入战斗,锐势正不可挡。我军退保苏州河南岸,阵地虽已缩短,敌舰炮攻击威力减低,依然招架不及,难于还手。当时,国际军事家认为我军在上海所引起的牵制战,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原来蒋介石“最精锐部队三十万人被牵制着留在上海作战”的干法,实际上,却是“对于侵略者是直接有利的”淞沪之战,蒋介石“把当时在北战场以外的十分之七八的部队,都调到了上海”为了“吸住日军的主力,不让他们一举而席卷绥宁陕甘川滇,走蒙哥可汗与忽必烈可汗囊括南宋的老路(板垣征四郎向日本参谋本部所提出的方案正是如此)”但是,弄巧反拙的是,他自己的主力反倒被这一行为吸住,而在派重兵保山西方面,也因为北边怀来和张家口的失守和南边保定的失守,竟陷于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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