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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哲学知识、那么丰富多彩的文体美、那么多思想，而通过这一切的逐渐进步，使古代社会过渡成现代社会：这是人类惟一值得怀念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通过天才人物的心灵，天和地实现交流。

    从前，在正在崩溃的异教旁边，仿佛在社会之外，另一个世界崛起了，它是这些伟大场面的观众，它穷困，孤独，躲在—边，仅在人们需要它的教训或它的帮助时，它才干预生活。这些最早的大主教——他们几乎都有幸取老圣人和殉道者的名字，这些普通教士守护着圣骨和公墓，这些修士和隐士躲在他们的修院或洞窟里，起草着和平、伦理、慈善的规则，而外面到处是战争、腐化、野蛮，他们从罗马的暴君走到鞑靼和哥特人的首领那里，到处游说，目的是防止一些人的不公正和另一些人的残忍，用木头十字架和心平气和的言语阻止军队进发；他们是人类当中最弱小的人，却保护人类免受阿提拉①的蹂躏；他们站在两个世界之间，充当它们的联系，慰藉一个垂死世界的临终时刻，并且支持还在摇篮中的世界迈出最初的步伐。看见上面这—切，真是—件美妙的事情。

    ①阿提拉(Attila，？—四五三)：进攻罗马帝国的最伟大的蛮族统治者之一。

    《基督教真谛》(续)——作品的缺点

    《基督教真谛》中阐明的真理，不可能不促进思想的变化。今天对中世纪建筑的兴趣与这部作品是分不开的：是我唤醒这个年轻世纪对旧教堂的赞美。如果说人们滥用我的观点，如果认为我们的大教堂能够同帕提依神庙媲美是不恰当的，如果认为这些教堂用它们石垒的档案可以告诉我们未知的事实是错误的，如果认为这些花岗岩的记忆向我们披露了本笃会学者不知道的东西是无稽之谈，如果人们由于听我反复讲哥特式建筑而对此感到厌烦，那不是我的过错。而且，在艺术方面，我知道《基督教真谛》的缺陷；我的作品有一部分是不完善的，因为在一八○○年，我还不懂艺术：我没有去过意大利，也没有到过希腊和埃及。同样，我未从圣人的生平和传说中得到充分的教益；但它们给我提供了一些奇妙的故事，只要懂得在其中挑选，就可能取得丰硕的收获。这片可以任由想象力驰骋的中世纪的宝贵园地，其丰富程度超过奥维德的变形和米利都的寓言。此外，我的作品中有一些发挥得不够和错误的判断，例如我对但丁的看法：后来，我对他表达了诚挚的敬意。

    认真说，我在《革命论》中对《基督教真谛》进行了补充。人们对这部作品谈论得最少，但剽窃得最多。

    《阿达拉》的成功令我十分高兴，因为我的心还是年轻的；《基督教真谛》的成功却令我困苦：我被迫牺牲我的时间，进行一些毫无益处的通信和无聊的应酬。所谓赞美无法补偿不可避免的厌恶之情，这仅仅因为你的名字被群众记住了。什么好处能够弥补你在将公众引进你的私生活时失去的宁静呢？除此之外，还有缪斯喜欢用来折磨她的崇拜者的焦虑，性格随和带来的尴尬，聚敛财富的无能，闲暇的丧失，变化无常的性格，更加强烈的感情，无法解释的忧郁，无缘无故的快乐：如果人们能够作主的话，谁愿意以这样的代价购买名望的并无把握的好处？何况这种名望不一定能够得到，有人在你一生当中对此提出异议，得不到后代的认可，而且你死后这一切对你会变得毫无意义。

    《阿达拉》引起围绕新文风的争论，《基督教真谛》出版时，这种争论重新出现。

    帝国学派，甚至共和国学派的一个特点是值得研究的：在社会朝善或恶前进的时候，文学是停滞不前的；文学置自己于思想的发展之外，不属于它的时代。喜剧中，在粗鲁和嗜血成性的观众面前展现的，是乡村老爷，科兰们，巴贝们，或人们不再了解的客厅情节，是风俗画，而那些看戏的人是风俗的破坏者；悲剧中，坐在剧场里的平民所关心的，是贵族家庭和王室。

    在十八世纪，两样东西使文学停滞：它从伏尔泰和大革命继承的对宗教的蔑视，和波拿巴用以打击它的专制。国家元首利用这种俯首听命的文学，将它关进兵营，而文学向他举枪致敬。当人们喊“卫兵站出来”时，它就走出来，它列队前进，像士兵一样进行cao练。任何独立的意图都是对他的权力的反叛；他不再希望有文字和思想的sao动，他不容许叛乱。他中止执行人身保护法对思想和个人自由的保护。我们也要看到，公众对无政府状态感到厌倦，乐于给自己重新套上法规的枷锁。

    反映新世纪的文学，只是在它所表达的时代的四十年或五十年之后才占统治地位。在这半个世纪里，它只是被反对派利用。首先讲这种语言的，是斯塔尔夫人，是本杰明，是勒梅尔西埃，是博纳尔，是我自己。十九世纪所标榜的文学变化，来自流亡和放逐；是封塔纳先生孵化了这些不同类的小鸟，因为他回溯到十七世纪，汲取了这个多产的时代的力量，并且抛弃十八世纪的贫乏。一部分人类的思想，即探讨超验性题材的那一部分，独自和文明一道同步前进：不幸，学识的光荣并不是洁白无瑕的：拉普拉斯、拉格朗热、蒙热们、夏普塔尔、贝托莱之流，这些奇才曾经是骄傲的民主派，后来都变成拿破仑的最卑躬屈节的奴仆。为了文学的荣耀，必须说：新文学是自由的，才能是缺乏独立精神的；性格和才气并不相称，那些思想上升到天空顶点的人，没有能力将他们的心灵提高到比波拿巴的脚跟更高的位置：他们声称不需要上帝，因此他们需要暴君。

    拿破仑式的经典作家是一位头戴路易十四式假发、或像路易十五时代一样头发卷曲的十九世纪天才。波拿巴曾经要求革命人土进宫时穿礼服，佩剑。人们眼中没有当时的法国；这不是秩序，只是纪律。所以，没有什么比旧文学的苍白的再现更加令人厌烦的东西了。当新文学通过《基督教真谛》而声势浩大地闯进来的时候，这种冷漠的模仿，这种没有生产能力的过时游戏消失了。当甘公爵之死，虽然将我撇在一边，对于我也有好处，让我在孤独中跟随我的个人灵感，阻止我加入老品达的正规步兵：我的精神自由得益于我的道义自由。

    在《基督教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