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秦实行的是国有经济 (第2/4页)

接影响国家的农业收成。

    同时，国家还有专门人员“牧公马牛”游牧于若干县或更大的地区之间。《厩苑律》要求：“将牧公马牛，马牛死者，亟谒死所县，县亟诊而入之”即游牧到哪里，有牛马死亡，便应及时向所在县呈报，再由县加以核验后上缴。这种国家管理的游牧生产方式，如在有许多私有土地的地区是不可能进行的，只有在基本上属于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才能进行生产。

    另外，专供统治者游猎玩赏的国有苑囿园池，也占有后人难以想象的广大国土。《徭律》说：“县所葆禁苑之傅山，远山，其土恶不能雨，夏有坏者，勿稍补缮，至秋无雨时而以徭为之”这种包含着远近山岭的禁苑，要兴徭役予以修缮，可见其面积之广大。而秦始皇更是大筑园池。“引渭水为长池，东西二百里，南北三十里”又复“广其宫，规模三百余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络樊川以为池”］所营作的渭南上林苑，所占面积已相当可观，而秦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如果秦推行或承认土地私有制，那么上述的离宫别馆、苑囿园池就很难修筑了，而秦始皇那种扩大苑囿的想法，更成了痴人说梦了。换句话说，只有在土地国有制的基础上，上述之事才是现实和可能的。

    田律还规定：春天二月，不准到山林中砍伐木材，不准堵塞水道。不到夏季，不准烧草作为肥料，不准采取刚发芽的植物，或捉取幼兽、鸟卵和幼鸟，不准…毒杀鱼鳖，不准设置捕捉鸟兽的陷阱和网罟。只有到七月份才解除禁令。国家有资格管得如此之宽，清楚地说明，所有山泽、河川、林木、丛草及野生动物都属国家所有，否则这些条令就毫无意义了。

    总之，整部秦简中非但没有承认土地私有制的有关法律，甚至连私有土地的概念也不存在。因此《法律答问》中关于“盗徙封，赎耐”的律文，只能是宣布国有土地制度和支配这些土地的授田制的不可侵犯，而不可能是在保护什么私有土地。据上分析，我们可以下这样的结论：商鞅变法后秦国是土地国有制占据了绝对支配的地位。

    二

    秦国于公元前３７８年“初行为市”才十几年，商鞅变法就开始设置重法，竭力压抑私营工商业的发展。“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商鞅简直就是把私营工商业者看作罪犯，而要将其沦为奴隶。云梦秦简也大致继承了这一基本国策，使私营工商业在变法后也没有多少发展余地。

    《商君书·垦令》是变法“垦草令”的底本，其中透露出商鞅采取的一系列抑商措施，而其在秦简中也有反映。首先“重关市之赋”就是“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用关市盘剥私商的利润，从而限制其发展。《法律答问》有一条说：“盗出珠玉邦关及卖于客者，上珠玉内史，内史材予购”这里严禁偷运贵重物品出境贸易，否则大多要处以“耐罪以上”可见由于关赋之重，偷运之事不少，而其严禁又必将阻碍各国间正常的商业贸易往来。

    再者，商鞅实行“壹山泽”政策，就是国家独占山泽之利，实行盐铁专卖，在各地设置盐铁官，控制其生产与流通领域。《秦律杂抄》中记载秦负责采矿、冶铁的官府有“右府、左府，右采铁、左采铁”其官吏有“啬夫、佐、曹长”等，可见规模不小。《史记·太史公自序》就说其祖司马昌任过“秦主铁官”

    商鞅主张国家严格管制粮食贸易“使商无得籴，农无得粜”即商人不得进行粮食买卖。从上节国家土地所有制占支配地位的分析中，我们可以意识到，其结果之一也就是要由国家全面把握粮食的生产与流通。秦对农民“收泰半之赋”一般民众是不会有多余的粮食出售给商人。《仓律》所记：“栎阳二万石一积，咸阳十万一积”说明国家府库粮食十分充裕，从而使政府完全控制这一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最重要物资。

    商鞅还严禁雇佣制及其在运输业诸方面的经营。“无得取庸”“使军市无得私输粮者”“令送粮无取僦，无得反庸”《效律》也规定：“上即发委输，百姓或之县僦及移输者，以律论之”雇佣与运输可以视之为私营工商业生存的基本条件，这些方面被扼死了，就无法正常运作了。同时，政府还严格苛求甚至加重其劳役负担。商鞅规定：“以商之口数使商，令之厮、舆、徒、童者必当名”《司空律》对一般以劳役抵偿债务而雇佣他人来代役的要求，只要年龄相当，都予允许。唯独私营工商业者不得雇他人代役“作务及贾而负债者，不得代”可以说政府对私营工商业者特别歧视。

    商鞅主张“贵酒rou之价，重其租，令十倍其朴”由此来阻止私营饮食业、酿酒业的发展。《田律》规定：“百姓居田舍者毋敢酤酒，田啬夫、部佐谨禁御之，有不从令者有罪”在这样严厉压抑私营工商业的政策之下，可以说秦国的私营工商业是不可能得到多少发展的。

    所以，当战国之际，东方诸国随着工商业蓬勃发展，出现了许多星罗棋布的商业都会，如“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陈，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四海，皆为天下名都”其中就是没有一处是秦国的城镇。

    许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