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现代的家庭 (第2/3页)

位——除了佛教的伦理以外。在基督教的伦理内，重要的是灵魂对上帝的关系，而不是人们对他的同类的关系。

    佛教的实在情形，应当是警告我们不要过份看重那个纯粹经济上的宗教原因，我不十分明白当时印度的状况，在那时，佛教传播得能够举出它着重个人灵魂的经济原因，并且，我也怀疑是否有那样的原因存在着。佛教在印度盛行的时候，好像大部分都只是王室的宗教，因此我们可以推论，凡与家庭相联系的观念，其支配王室的力量肯定要比支配别的阶级的力量更强大些。然而，厌恶现世和求灵魂得救的心理渐渐普遍，结果，在佛教的伦理内，家庭就处在很低的位置上了。伟大的宗教领袖，除穆罕默德和孔子（假如孔子也算是宗教领袖）而外，通常都不太关心社会和政治上的事件，只努力以沉思、修炼和克己的方法来完善自己的灵魂。有史以后才兴起的宗教与有史实记载以前就存在的宗教相反，前者大概都是个人主义的，以为一个人可以在孤寂中尽他的全部职责。假如一个人与社会发生了关系的时候，他们当然坚决地主张这个人必须尽社会公认的那些职责；但是，他们通常并不以和社会发生关系这件事本身为一种职责。这在基督教中尤其正确，基督教对于家庭从来就抱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福音中说：“爱父母甚于爱我的人皆不配学我。”这句话的意思是：纵使父母认为是错了的事情，只要我们自己以为是对的，就应该去做。这种观点是古罗马或旧式的中国人所不愿赞同的。基督教中这种个人主义的酸素起的作用虽然缓慢，但是已经渐渐地使一切社会关系衰弱，尤以信教最为虔诚的那些人为甚。这种影响在新教中比在天主教中要大些，因为在新教内，更容易发现基督教的教条中应该服从上帝而不服从人类的原则所包涵的不受拘束的因素。所谓服从上帝的意思，实际上是服从个人的良心，而人们的良心又不见得会一样。因此，良心与法律之间，偶尔不免有冲突的时候。真正的基督徒对于不受法律的独裁而服从自己良心的人，总觉得是可尊敬的。在早期文明中，父亲是上帝；在基督教中，上帝是父亲，结果，只有人类的父亲的权威减弱了。

    最近时代的家庭的没落，无疑地主要是由于工业革命，但在工业革命之前，家庭业已开始没落了，它的发端，是由个人主义的理论激起的。青年人主张，他们有权利依照自己的心愿而不是根据父母的命令结婚。已婚的儿子与父母同居的习惯已经消失。儿子的教育一经完成，就离家谋生这成为惯例。只要幼童能在工厂工作一天，他们即一天是父母赚钱的工具，一直到他们因为劳累过度而死去为止；不过，英国的工厂法不管藉此生活的人如何反对，终于把这种榨取儿童的行为废止了。因此，儿童从前是一种谋生的工具，现在却反而变成经济上的负担了。在这个时期，避孕方法发明，人口生殖率开始下降。有些人说，无论哪个时期，平均起来说，人们都是依照他of经济的利益或能力来生育子女的，既不能多，也不能少，这个观点颇有道理。无论如何，澳洲的土著，英国兰开夏郡的制棉工人和不列颠的贵族，似乎真是这样的。我并不作欺人语，说这个观点符合理论上的精确，但是，它离真理的确并不如人们所想象的那么远。

    国家的行政措施使得现代家庭的地位——甚至于它最后的防线——都已衰弱，家庭制度极盛的时候，一个家庭包括一位年高的家长，一大群成年的儿子、媳妇、孙子，或者还有曾孙——大家住在一个屋子里，合作成一个经济单位，联合抵御外侮，严格得就像现代军国主义国家的公民一样。现在的家庭则缩减到只有父亲母亲和他们年幼的孩子；甚至于因为国家的法令，年幼的孩子大部分的时间都消磨在学校里，学习国家认为对他们有益的东西，而不是学习父母想让他们学的东西（对于这件事，宗教的确是一个局部的例外）。古罗马的父亲对他的子女握有生死大权；现在英国的父亲的权力与此相比较，则相差太远了，假如他对待儿子的方法有如百年前大多数做父亲的认为给儿子道德教训所必需的那样，则他多半会被人控以虐待罪。现在国家照顾儿童的医药和牙齿，要是父母贫穷的话，国家还替他们喂养小孩。国家既然代行了父亲的许多职权，父亲的作用，于是减少到最小的限度。随着文明的进步，这种情形是不能避免的。在原始情形下，父亲就像鸟类和类人猿中的父鸟父猿一样，因为经济的理由，他们是很需要的；并且因为要保护小孩和母亲免遭凶暴的缘故，他们也是很重要的。现在，保护的作用早已由国家代做了。一个没父亲的孩子，并不见得比父亲还活着的孩子更容易被人暗杀。至于父亲的经济作用，在富裕阶级里，死了的比活着的更能做得有效些，因为他死后能遗留金钱给他的子女受用，而他生前自己还要花费一部分。对那些依靠赚钱度日的人来说，父亲在经济方面还是有用的，不过就赚工资的人而论，这种用处因为现在社会上人道主义的情感，正在连续不断地减少。这种人道主义情感坚持，纵使儿童失去了父亲，没人付钱，也应该受一种最低限度的照顾。现在最重要的一种父亲是中产阶级的，因为只要他活着并且有很好的收入，他能使他的孩子受昂贵的教育，这种教育又能使他们将来轮到自己的时候保持他们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地位；但假如他在孩子年龄尚幼的时候就死了，则他的子女的社会地位颇有低落的危险。不过，这种不稳定的情形，因为有了人寿保险的办法，已经减少了许多；有了人寿保险的方法，一个精明的父亲，即使是处在职业阶级中的，也可以大大减少他生前的用处。

    现代社会大多数的父亲工作都过于劳累，不能十分照顾他们的子女。早上他们急急忙忙地去上班，没时间和子女谈话；晚上他们回来的时候，子女已经或者应该睡了。我们常听说儿童的故事，他们只知道他们的父亲是“那个回来过周末的人”照料孩子的重大事务，父亲很少有能参预的；实际上，这种责任是由母亲和教育当局分担了。父亲虽然只有很少的时间和他的儿女在一起，但他对他们常常也有很深的爱意。这的确是真的。在伦敦任何较穷的社区里，无论哪个星期日，我们都可以看见许多父亲和他们的孩子在一起，显然地享受这个能够认识孩子的短促的机会。不过，无论父亲的心意如何，从儿童的观点来看，他此时和他父亲的关系只是一种游戏的关系，并没有什么重要的地方。

    儿女在年幼的时候交给保姆看管，稍大后送到寄宿学校，这是上等阶级和职业阶级的习惯。母亲替孩子选择保姆，父亲替孩子选择学校，父母因此感觉保全了他们支配儿女的权力，这是劳工阶级的父母所办不到的。但就亲密的接触而论，富裕人家的母子通常比不上赚工资人家的母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