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她不是白雪公主 (第2/6页)

，竟可以漠视骨rou情，做到这般决绝——这一次争执，使张爱玲陷入幽禁生活长达大半年之久。

    房间在一楼，原本就暗，窗外又种满了树，一年年长大起来，把阳光都遮住了，努力挤过树叶的间隙漏出来的，不是光，只是影，每一次蹿动都是一场鬼魂的魇舞。阳台上有木的栏杆，栏杆外秋冬的淡青的天上有飞机掠过的白线，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

    不眠之夜，当她撒目四望，只觉黑沉沉的屋子里到处都潜伏着静静杀机，随时要将她吞噬。

    死，第一次离得这样近，仿佛一只咻咻的小兽，磨磨蹭蹭地挨近。她甚至可以感觉得到那小兽伸长了舌头的贪婪的热气。“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监禁在空房里。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Beverley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我也知道我父亲决不能把我弄死，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许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张爱玲：《私语》）

    阴暗的屋子，阴暗的心境，张爱玲得了痢疾病倒了。上吐下泻，浑身无力，一日更比一日虚弱，像一盏纸灯笼，风一吹就要灭了。

    何干心急如焚，只是想不出办法来。早在小姐挨打的当天，她已经偷偷打了电话给她舅舅。第二天一早，舅舅约了姑姑张茂渊一起上门来替爱玲求情，再次提起让爱玲出国读书的事。然而张廷重板着一张脸什么也听不进去，孙用蕃又在一边冷嘲热讽，说张茂渊“是来捉鸦片的么？”三言两语调唆得兄妹俩动起手来，张廷重故伎重施地抓起支烟枪便扔过去，把张茂渊的眼镜也打碎了，脸上的皮都被擦破了，流了好多血，还是舅老爷使劲拉开的。

    临走，张茂渊赌咒发誓地说：“我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后来听说上医院缝了六针，没有报警，到底还是怕丢人。然而她果然也就不再登张家的门了。

    张廷重父女、兄妹反目，得意了孙用蕃，愁坏了何干。眼看着小姐命悬一线，竟是连个可求救的人也没有，万般无奈，只得斗起胆子来，躲开孙用蕃的耳目拼着挨骂偷偷找老爷哭诉了几次，苦劝：“小姐毕竟是老爷的亲生女儿，养得这么大了，又正是好年龄，难不成就看她这样死了吗？亲戚听着也不像，以为老爷心狠，害死自己亲闺女。改天要是有人问起小姐得的什么病，是怎么死的，可叫大家怎么说呢？”

    张廷重听了，也觉堪忧，可是到底不愿张锣打鼓地送医诊治，只含糊说：“你先下去吧，这个我自会想办法。”

    隔了一天，狱长便查监来了。张爱玲躺在床上，已经只剩下半条命，蜡黄的脸，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可是努力睁大着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父亲，那样清澈凄冷的两道目光，仿佛要一直照进他的灵魂深处去。

    张廷重看着，心下也未免不忍——他的心，已经被鸦片灯一点一点地烧尽了，烧成了灰，风一吹就会散去。可是灰吊子，却还悬悬地荡在空中，让他有气无力地续着这无妄的生命。想起两父女讨论学问，为女儿亲拟《摩登红楼梦》章回题目的往事，他也觉得无限感慨，女儿并不是贾宝玉，又没有“逼死母婢”又不是“勾引戏子”何至于弄到如此地步，竟然演出一幕“手足眈眈小动唇舌，不肖种种大承笞挞”来？不禁叹了口气：“你要是但能听话一点，也不会变成这样…”亲自替女儿打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

    这样注射了几次后，爱玲的病情似乎得到些控制，可仍是时好时坏，眼看着可以起床走动了，一个早晨醒来就又忽然翻天覆地吐起来，直要把心肝肺都吐出来似的。

    她浑身灼热，面色赤红，觉得自己已经是个死人，身在地狱了，四周有火舌吞吐，将她吞噬。可是她不愿意就这样死，她还有许许多多的心愿未了，阎王在收魂之前也要问一问那将死的人有什么最后心愿的吧？她扶着何干的胳膊，仍是打听出逃的路线。

    何干一边替她清理一边哭着，却仍是劝：“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啊！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因为太过爱惜，她不禁要替她胆小，替她恐惧，变得冷漠起来。然而终究还是吞吞吐吐地说出来：“太太（指黄逸梵）传话来，要你仔细想清楚，跟你父亲呢，自然是有钱的，跟她，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又透露了两个警卫换班的时间。

    这一场病，叫张爱玲早下了决心——她生在这屋子里，总不能死在这屋子里。

    她决定出逃，想过许多方案，好像三剑客、基督山伯爵，或是简单一点，像《九尾龟》里垂了绳子从窗户溜出去，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有个王子可以骑着白马，在公主的阁楼下接应。

    可她终究不是白雪公主，虽然遇到了童话里的恶后母，却未能得到那拔剑来救的白马王子。

    没有人救她，只除了她自己。

    那一年，爱玲18岁。“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挨着墙一步步摸到铁门边，拔出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是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的高兴我还没忘了怎么还价。真是发了疯呀！随时可以重新被抓进去。事过境迁，方才觉得那惊险中的滑稽。”（张爱玲：《私语》）这一次的命运重合，我比她晚了四年，以22岁的“高龄”离家出走，也算是一种滑稽了——1992年7月3日的晚上，我被mama揪着一头长发摔倒在地毯上，她说：你就是我的累赘。如果没有你，我早就好了。我跪在地上哭了许久，听到所有的人都睡熟了，想到这一切周而复始永无止尽，终于下定决心走出去。一路走到车站，才想起身上没有一分钱，于是在灯火辉煌下同摩托车司机讨价还价，问他可不可以送我到目的地，我找到朋友借到钱再给他。他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