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第4/4页)

识流与之不同之处是：一、它们仿佛从人物头脑里涌流而出直接被作者记录下来，前面不冠以“他想”、“他自忖”之类的引导语，二、它们可以从这一思想活动跳到另一思想活动，不必有逻辑，也不必顺时序；三、除了正常的思想活动之外，它们也包括潜意识、下意识这一类的意识活动。在《喧哗与sao动》中，前三章就是用一个又一个的意识，来叙述故事与刻划人物的。在叙述者的头脑里，从一个思绪跳到另一个思绪，有时作者变换字体以提醒读者，有时连字体也不变。但是如果细心阅读，读者还是能辨别出来的，因为每一段里都包含着某种线索。另外，思绪的变换，也总有一些根据，如看到一样东西，听到一句话，闻到一种香味等等。据统计，在“昆丁的部分”里，这样的“场景转移”发生得最多，超过二百次；“班吉的部分”里也有一百多次。传统的现实主义艺术，一般都是通过外表（社会、环境、家庭、居室、家具、衣饰…）的描写，逐渐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福克纳与别的一些作家却采取了颠倒的程序。他首先提供给读者混饨迷乱的内心世界的没有规律、逻辑的活动，然后逐步带引读者穿过层层迷雾，最终走到阳光底下明朗、清晰的客观世界里来。这时，读者再回过头来一看，也许会对整幅图景具有更深刻的印象与理解。

    译者个人认为，福克纳之所以如此频繁地表现意识流，除了他认为这样直接向读者提供生活的片断能更加接近真实之外，还有一个更主要的原因，这就是：服从刻划特殊人物的需要。前三章的叙述者都是心智不健全的人。班吉是个白痴，他的思想如果有逻辑、有理性反倒是不真实、不合逻辑的。昆丁在六月二日那一天决定自杀。他的精神状态处于极度亢奋之中。到该章的最后一段，他的思绪已经迹近一个发高烧病人的谚语了。杰生也多少有些不正常，他是个偏执狂，又是一个虐待狂，何况还有头痛病。福克纳有许多作品手法上与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品并无太大区别。他的别的作品若是用意识流，也总有其特殊原因。如《村子》中写I.O.斯诺普斯对一头母牛的感情，那是因为这个I.O.斯诺普斯是一个半白痴，读者们如果有点耐心，在最初的不习惯之后，定然会通过这些不平常的思绪活动逐渐看清一系列相当鲜明、丰满的人物形象。这些形象的外貌我们不一定说得清（直到读了“迪尔西的部分”我们才知道班吉的模样），但是我们却能相当准确地把握他们的精神状态。书中的主要人物如此，一些次要人物形象也莫不如此。如赫伯特·海德，只出现在昆丁的几次意识流里，但是那一副庸俗、无耻的嘴脸便已跃然纸上。其他如杰拉德太太、毛莱舅舅，形象也都相当鲜明突出。即使象勒斯特这样一个黑人小厮，我们掩卷之后，也不容易把他那既调皮又可怜巴巴的形象从我们的脑子里排除出去。

    “神话模式”是福克纳在创作《喧哗与sao动》时所用的另一种手法。所谓“神话模式”就是在创作一部文学作品时，有意识地使其故事、人物、结构，大致与人们熟知的一个神话故事平行。如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就套用了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的神话模式，艾略特的《荒原》则套用了亚瑟王传说中寻找圣杯的模式。在《喧哗与sao动》中，三、一、四章的标题分别为一九二八年四月六日至八日，这三天恰好是基督受难日到复活节。而第二章的一九一0年六月二日在那一年又正好是基督圣体节的第八天。因此，康普生家历史中的这四天都与基督受难的四个主要日子有关联。不仅如此，从每一章的内容里，也都隐约可以找到与《圣经·新约》中所记基督的遭遇大致平行之处。但是，正如乔伊斯用奥德修的英雄业绩反衬斯蒂芬·德迪勒斯的软弱无能一样，福克纳也是要以基督的庄严与神圣使康普生家的子孙显得更加委琐，而他们的自私、得不到爱、受挫、失败，互相仇视，也说明了“现代人”违反了基督死前对门徒所作的“你们彼此相爱”①的教导。

    ①见《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节。

    福克纳运用这样的神话模式，除了给他的作品增添一层反讽色彩外，也有使他的故事从描写南方一个家庭的日常琐事中突破出来，成为一个探讨人类命运问题的寓言的意思。这个问题离题较远，这里就不多赘述了。

    最后，请允许我再就本书翻译的事罗嗦几句。

    一九七九年，我应外国文学研究所之约编了一本《福克纳评论集》。编完后，我在前言里写道：“文集中没有更多地收入分析其它重要作品的文章，固然是因为本书篇幅有限，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福克纳的作品基本上都没有译成中文。在读者未读原著的情况下请他们先看太多的有关评论，恐贻本末倒置之讥。”当时，我便立下心愿，自己至少要译一两种福克纳的代表作品。后承上海译文出版社鼓励，我决心先译这本《喧哗与sao动》。从一九八0年二月开译，断断续续，当中又插进许多别的工作，一直到一九八二年六月才将“附录”也一并译完，总算还了一部分的心愿。这是一本美国批评家都一致认为难懂的书，我虽然参考了许多种评论著作与手册、工具书之类的书籍，仍感力不从心。不妥之处一定很多，欢迎批评指正。在翻译过程中，请教过丹尼尔·艾伦教授（Prof.DaineIAaron）与钱钟书先生，也得到过迈克尔·米尔盖特教授（Prof.MicbaelMillgate）、H.R.斯东贝克教授（Prof.H.R.Stoneback）与冯亦代先生的帮助。译稿交出版社后，又蒙编辑同志仔细校阅，指正了不少错误。对于他们的热情帮助，我在这里表示最真挚的谢忱。

    李文俊

    一九八三年八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