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第6/7页)



    民国肇造，虽然辛亥到癸亥，只得十二年工夫，但除开国之父的临时大总统孙文以外，曹锟之前，大总统已四易其人：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

    黎元洪且先后两在其位，他以武昌首义成名，面团如弥勒佛外号“黎菩萨”为人虽忠厚、庸懦，但进退出处，总算还不太苟且，所以同情他的人很多。

    袁世凯虽然身败名裂，但毕竟一生多彩多姿；笼络人的手段，出于天才。他的魅力，如一块强力的磁铁。在外交使节团中，普遍地对他具有强者的印象。

    徐世昌是唯一文人出身的大总统。他是翰林，但从未当过考官，亦未被派过“撰文”的差使，是个黑翰林；可是在仕途上，以他那套阴柔的黄老之术，加以命中有“贵人”由于袁世凯的叱咤风云，他亦大红特红。同时吐属、气度，到底比武夫出身的要高明些，所以别具一种与其他大总统不同的魅力。

    冯国璋就比较差了，尤其是“总统鱼”的笑话，大伤国格——他在位时，公府经费支绌，他又是爱算小的人，不知听从了谁的“馊主意”招商承包，出卖西苑三海的鱼。

    中南北海的鱼，得天独厚，水质未受污染，亦无人为的惊扰，所以鱼儿孳生不息，不但“多子多孙”而且“长寿”

    其中有一尾重达十余斤的金色鲤鱼，上系一面银牌，传说还是前明万历年间放的生。英国公使朱尔典，以重价购得此鱼以后，特为具柬请冯国璋赴宴，并邀各国公使作陪；宴会中的主菜正是这尾金色鲤鱼，一时腾笑国际。

    幸而冯国璋的继弦夫人，原是袁世凯家西席的周小姐“腹有诗书气自华”多少弥补了冯国璋印象上的缺陷。

    冯国璋虽然予人印象不佳，但到底是天津武备学堂的高材生，不比曹锟出身行伍，言语粗鄙无文；加以他的那尊范，像个土财主，看来看去，总令人有“望之不似人君”之感。

    就职典礼那天，有个历任大总统都很重视的节目——接受外交使节团觐见致贺。

    民国以来的大总统，在正式外交场合，毫无例外的都着燕尾服。

    曹锟的西式大礼服，是早由曹锐从天津找了名师，到保定量身特制的，穿上身倒还像个样子，只是白衬衣上浆得挺硬的尖角领子，卡得他的脖子非常不舒服；不时仰起脸，挺直颈项歪着脸将脑袋扭两扭。这副模样就显得有些滑稽；但宝星闪辉、剑佩铿锵的场合，没有人敢笑。

    好在每一国家的公使，上前鞠躬握手，只交换两三句例行的寒暄“差使”关不繁重，所以，曹锟虽为燕尾服所苦，却还能忍受。不过到了日本公使觐见时，却出了岔。

    日本公使致贺以后，曹锟答说：

    “多谢，多谢；请代向贵国女皇问好。”

    那日本公使不知道他说的什么？但他的随从的武官却愣住了。

    原来日本公使芳泽谦吉，是日本最大政党政友会总裁犬养毅的女婿，这年七月方始奉派来华，正值黎元洪为直系军阀逼迫“出亡”所以一直未曾呈递国书。

    他虽早就在中国当过外交官，却不通华语，不过，随同觐见的陆军武官土肥原贤二，自大正元年，也就是中华民国元年在陆大毕业后即奉派至关东军服役，久任张作霖的顾问板西利八郎的副官，最近调至日本公使馆任职，十年来足迹不离华北，深谙华语；曹锟亦是旧识，心想他不应该不知道日本已有多少年没有女天皇了，何以有此错误？

    错误是曹锟的侍卫官造成的，本来觐贺的使节，须先排好姓名卡片，每人一张，不道临时失手搞乱了，将日本公使误为荷兰公使，以致将大正天皇误为荷兰女皇。

    这时，在一旁照料的大礼官阴昌，赶紧上前，亲自翻译，改正了曹锟的错误。不过，曹锟自己也发觉了。因为：

    第一、他发现了土肥原贤二，既是日本武官，他所陪侍的，当然应该是日本公使。

    第二、出生于北海道的芳泽谦吉，身不满五尺，是名符其实的东洋矮子。

    因此，他向负责报名的侍卫官瞪了一眼，向阴昌说道：

    “午楼，你别走开！”

    午楼是阴昌的别号。

    接下来的芳泽补递国书，由于阴昌亲自照料，未再出错，但笑话已经传出去了。

    好不容易忙完了一天，曹锟回到延庆楼中休息。

    津保派的要角为他设宴庆贺，由高凌霨作主人，首座自然是“大总统”、第一名陪客便是吴景濂。

    依次敬酒后，曹锟的嬖人李彦青，在后面轻轻拉了拉他衣服，这是一个暗号。

    于是曹锟咳嗽一声，提高了声音对高凌霨说：

    “泽畲，今儿子玉给我来了个电报，谁当国务总理，他跟我的意见不同；还得好好儿商量，目前只好请你多辛苦，暂时代一代。”

    “是。”高凌霨面无表情地回答。

    这是有意安排好的一着。

    因为吴景濂凯觎阁揆一席、形于词色；而吴佩孚决不会同意，津保派亦不顾跋扈成性的他当政，但怕他迫不及待的会当面提出要求，曹锟一定难以应付。

    所以想好了先发制人的办法，来封住他的嘴。

    不过吴景濂并不死心，转脸说道：

    “请问大总统，阁揆人选，大总统心目中是什么人？吴子玉保荐的又是谁？”

    这样咄咄逼人地盯着问，曹锟不免发窘，大家也都替他捏一把汗；万一他竟因面情难却，对吴景濂作了任何承诺，要打消就得大费周章了。

    也许真是福至心灵，曹锟迟疑了一会，作了个很圆滑的回答：

    “莲伯，事在未定之天，我跟你说了，能成功最好；如果不成，岂不是连朋友都没得做了。我还是不说吧！”

    这意思是，他愿意延揽吴景濂，只因吴佩孚不赞成，所以事在未定；同时也打了照呼、暗示即今未能合作，大家还是朋友。

    吴景濂对他的回答，虽未能满意，但亦并无怨尤。

    “大总统，”高凌霨顾左右而言他地问，

    “宝眷那一天进京？”

    “这。”曹锟答说：

    “我还得研究、研究。”

    跟谁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