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无力所以执着mdash; (第3/5页)

乐趣，做事便无所谓毅力与坚持，做什么都乐在其中了。我每天都不舍得睡，想了解世界多一点，想写作时间多一点。唯一需要有毅力来做却又未做成的事情是劝自己早点睡觉。就像一个男人爱上了堪称“Soulmate（灵魂之伴侣）”的美人，愿意与她共度一生，这显然是不需要什么毅力的。

    三

    我承认自己的大乐趣就在于思想，正如我相信我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那么，我对自己的写作又抱有一种怎样的态度呢？

    李慎之说“二十世纪是鲁迅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胡适的世纪”对此我是非常认同的。以我的理解，二十世纪是一个革命的世纪，流血的世纪；而二十一世纪是一个改良的世纪，流汗的世纪。这一判断同样影响到我的写作态度。我从来不想将自己的文字变成一种革命性的文字，也不奢望哪篇文章对改良社会有个立竿见影、马到功成的效果。

    我写评论，这首先是一种思考与表达方式，久而久之甚至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状态。一个真正热爱写作的人，未必会去信仰什么宗教，但他会将自己每天的写作当作一种关乎良心的祷告。既然不希望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内过尽你的有生之年，又何必奢求一言兴邦，改天换地？

    有人说，鲁迅是杂文，胡适是评论；鲁迅是酒，胡适是水。酒让人看到真性情，也看到癫狂，唯有水，才是日常所需，是真生活。在平常的写作中，不管实际上做得如何，在心底里我是偏向胡适的。所以，如果有人说“培云，你的文章让我想起了鲁迅”这样的时候，也许他是在开玩笑，也许是在赞扬我，但是说实话我会因此非常不安，如芒刺在背。我会想到鲁迅的“一个也不宽恕”想到胡适的“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想到图图大主教的“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由此反思自己活得是不是不够宽厚，写作是不是过于凌厉。

    我承认，我更喜欢胡适的那份安宁豁朗、乐观宽容以及“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的烂漫与纯朴。无论在什么样的困境之中，人生都是要保持一些风度的。在苦难与阳光之间，我更愿意看到阳光的一面、积极的一面，看到万物生长，而不是百花凋零，独自叹息。我希望自己目光明亮，明辨是非，但也知道每个人，由着一个渐次开放的环境，都在向着好的方向走。我不憎恨，我的心中没有敌人。

    以独立之志，做合群之事，以思想与良心去担当。遥想胡适先生当年，不仅挨了鲁迅的骂，挨学生（毛泽东）的批。1928年，由于写《人权与约法》，还坐过国民党的几天牢。据说，若不是《纽约时报》参与营救，还险些被判了死刑。胡适的一生会因为同情而让步，却从未屈服过。他是思想之军，而非暴力之军。

    大概是2003年前后，我在法国的电视台上无意间看到一则歌舞剧的片花。雄浑的音乐、宏大的场面让我激动不已。歌舞剧的名字是《斯巴达克思》，我印象最深、最让我回味无穷的是其中一句歌词“Jereviendrai，jeseraidesmillions”为此，我还特别将它译成了很上口的八个字——“我将归来，万马千军”这样的雄心壮志，是很适合一个远赴他国求学的游子的。即使是一个奴隶，也会觉得自己未来可期。遗憾的是，由于当时学业较忙，未能亲临演出现场。而在我离开巴黎时，想买张碟已是难上加难。其后几年间，每次返回巴黎时，不忘在音像店里翻箱倒柜，但都一无所获。谢天谢地，在2010年的秋天，我突发奇想，竟然在国内的网站上买到了。

    我从来没想过要到国外定居，我注定要回到中国，我犁铧一般的笔尖注定是要落在这片土地上。区别在于，虽然我希望自己带领万马千军归来，但是我的理解和舞台剧里的斯巴达克思不同。其一，我所期望的万马千军，是思想之军，而非暴力之军。其二，我所期望带领的，不是纵横沙场的万马千军，而是我孤身一人。我不会像芮成钢那样做急于“代表中国，代表亚洲，代表世界”的“三表人材”我只想做“一表人材”只代表我自己，靠着自己的经验与理性发言，不强迫任何人。

    而且，我分明看到，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那些能够带领万马千军的人，未必能带领好自己。关于这一点，看看当年袁世凯的凄凉晚景就知道了。另一句广为人知的话是，打得了江山，却丢掉了自己。一个以思考为业的人，当以独立思考为安身立命的根本，没有比带领好自己更重要的了。

    有趣的是，常常有读者误以为我是一个白须飘飘的老者。待知道我还这么年轻，生命长远，有人甚至会在网上向我大喊“嘿，年轻人，把多年来我对一位老人的尊重还给我。”我不能详尽人们误以为我是老人的原因，我想恐怕这至少和我说理的态度和叙事的风格有关吧。我内心安宁，每天活在思维的世界里，写作于我更像是一种修行。即使是与人辩论的时候，我也不会以征服他人为真实的乐趣，而是希望通过交流在对方身上学得更多东西，以增长我的见识，丰富我的生命。如果你只是为了说服别人而去写作，不仅真理会离你越来越远，连自己也会离你越来越远。是我思故我在，而不是我征服故我在。我不必通过说服别人或者让别人臣服于我的观点证明我自己存在。

    十多年来，我写了无数评论，以及寥寥几篇散文。偶尔，也会听到一些朋友（比如我尊敬的姜弘先生）问，为什么写这些零星的文字，而不去写更大的东西？对于朋友们的善意提醒，我通常会报之一笑。我知道有些勤奋的朋友，一天会写出很多评论来。但是，即使是这样，你也不必苛责他是在“粗制滥造”你只当他是在做一些思维训练，在做思想的加法。

    因为一些编辑朋友的长期约稿，我渐渐养成了每天写评论的习惯。再后来，我发现写专栏是我的一种散步方式。只要时间允许，写一点又有何不可？为什么不接受做一些细碎的事情？从这方面说，我是很能理解梁文道兄所说的“写专栏比写一本大书重要”的意思的。胡适当年，不还在自己的刊物上撰写如何刷牙的文章么？散步是日常的，远足却需要机缘和更精心的准备。

    当然，人贵有自知与自省。当我意识到这份差事占用了我的大部分时间，让我的生活在自我重复中慢慢失去了趣味时，我立即学会了克制。凡让我成瘾的东西，都不是我需要的乐趣。我有自己的方向感，不会去做隔行的评论，更不会发评论癫。但得机缘，我自然也会停下来，做朋友们所谓的“更伟大的事情”过去的两三年间，我在《南方都市报》上写了三十万字的“乡村纪事”专栏，也是因了一种机缘。而且，直到今天，人近中年，我仍相信自己的写作还没有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