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时务者为俊杰mdash;m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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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我为什么反对历史上所谓的革命，是因为我们在历史中见证了无数这样的场面：面对偷鸡贼，有人怒不可遏了，拿刀将偷鸡贼的两只手都给剁了，偷鸡贼从此不能偷鸡了。但是呢，那些拿刀的人竟然成群结队，从此光明正大地去偷鸡了。历史上的这种荒诞，对于渴望自由幸福生活的老百姓来说，无论是智力还是热情，都是一种羞辱。

    我在巴黎大学做论文，其中谈到了革命专制与君主专制的区别。当然，要明确的是，专制是坏东西。但是革命专制比既有专制的危害通常要大得多。我把它归结为直径和半径的区别。

    下面两个图分别是白色恐怖与红色恐怖，圆心a代表中央权力，左边王权专制是从圆心a到圆周b，是条半径；而右边的红色专制却是首先暴力夺权，从圆周c到圆心a，然后再实行革命专政，从圆心a到圆周b。即整个路线是从圆周c穿过圆心a再到圆周b，它带来的恐怖或灾难是一条直径。当然，从长远讲，革命有时也会带来好的东西，但是它的灾难性、破坏性的确是无比巨大的。也正是这个原因，我们更需要从理性上建设国家，进行改良。

    我讲要改良，那么我们朝着什么方向改呢？我的答案是走向开放社会，同时建立各种联系，使社会从星状体走向网络体。

    谈到法国大革命，英国思想家爱德蒙.柏克当时提到一个问题：一个帝国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坍塌？柏克的回答是，因为君主为了实现统治切断王权之外的所有社会纽带，当危机来临时，没有任何纽带可以支撑它，于是整个社会一盘散沙、土崩瓦解。从我们今天理财的角度上来说，帝国就像是一筐鸡蛋，把它装在一个篮子里显然是危险的。

    关于这一点，法国思想家圣西门也有相同的醒悟。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圣西门曾经为法国大革命的一败涂地苦恼不已。革命没有给法国带来预想的结果，反而在血流成河中让法国重新回到了专制。那么，怎样让社会成功转型而不再发生流血呢？圣西门当时想到的办法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当然，这是广义的网络，包括完备的银行系统、公路系统、铁路系统、NGO等等。换句话说，通过建立工业社会的各种网络，救赎极权政治，同时尽最大可能保障社会安全。

    毫无疑问，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成绩从哪里来，当然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做什么，从本质上讲，就是建立各种各样的网络。所谓“与世界接轨”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网络上的接驳。近些年，西方人热衷于讨论“风险社会”我想，建立完备的网络体系，是分散社会风险的最好办法。

    我们还可以看下面这组图，这是我昨天刚画的，都是二十根直线。左边二十根线围着一个中心点，是一个星状体，右边是横竖十根线垂直相交，有点像是围棋盘。

    左边这幅图我把它比作一个封闭的社会，任何一个端点与其他端点建立联系都要通过中间这个点——权力中心。在这种格局下自我实现或社会救济的道路只有一条，如果中心垮了，周边的任何一个端点都不能互相抵达，简单说，不能互救互济，体制崩溃，社会同时也瘫痪了。而右边这幅（画成球体可能更准确些），交汇点明显增多，任何两点之间的断裂都不会影响全局。昨天，准备这个讲稿时我想知道从左上角的a点到右下角的b点有多少条路线可走，我数学不是很好，于是找来了数学博士、硕士，还有一个拿过数学竞赛奖的学生帮我一起算，几个小时也没算出来，都说太复杂，路线太多了。当然，在这组模型中，精确的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一个开放的社会在社会救济与价值实现方面有怎样的优势。

    近两三年间，时评以“公民写作”的姿态攻城略地，可被视作中国新闻界或者思想界的标志性事件。它可以上接到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但是背景与八十年代又有所不同。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广义的传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比如全球化、经济一体化、互联网的兴起；二是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细节，八十年代更多的是观念或意识形态之争，如清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有关《河.殇》的争鸣等，而90年代以来，从产权改造到立法讨论，从“共赢”的提出到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以及胡.锦.涛关于台湾和日本问题发表的“和则两利，斗则俱伤”等立场，我想中国政府通过改革开放、积极融入世界，从共产主义渐进到“共生主义”的大脉络应该是清晰的。这种清晰同样表现在公共事务上。举例说，今年夏天关于《物权法》草案的大讨论，便是在政府鼓励下进行的，和以前“关门立法”相比，是个进步。而且，在一些有识之士的推动下，立法观念上也在进步，比如江平先生的开放式立法与人道主义立法渐渐得到了大家的鼓励和支持，也取得了成绩。

    当然，改革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巴黎和美国的华人朋友和我谈得最多，也最担心的是中国社会的“犬儒化”犬儒主义流行，说回到中国后碰到一些大学教授只和他们谈装修和买车的事，不谈社会，不谈责任。

    当然，这种批评不无道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谁都不应该在社会运动中当逃兵，因为“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关心你”人在社会之中，是无法逃避政治的。理论上，每个人都应该关心社会，这不只是知识分子的事。两年前孙志刚事件给我的最大触动不过是，一个人的幸福，仅靠个人奋斗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整体性推进，个人的幸福是可疑的。所以我说，要每个人都来奋斗，将每个人脚底的钢丝结成网，抑制风险。

    但是，我们不能停留于一味指责他们。我们要学会乐观地观察事物，必要的时候，不妨进行一些“积极性误解”所谓“积极性误解”不是浅薄的乐观，不是阿Q式的社会关怀，而是从人的行为的客观效果上谈一个社会的进步。面对中国的没落，胡适曾经引用易卜生的话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船，最要紧的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