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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背叛mdash;mdas (第3/3页)
了自己忠于党国的原则,对于他来说,生活并非别无选择——他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反讽的是,在《一九八四》中,作为真理部记录科的科员,温斯顿的工作是修改各种原始资料,从档案到旧报纸,全都根据指示改得面目全非;而在《窃听风暴》中,良心发现的魏斯勒把他所见证的作家的私生活同样改得面目全非。良心发现使魏斯勒完成了对旧体制的反戈一击,效忠党国的秘密警察一夜之间变成了藏身于体制之内的卧底。 文艺何为? 多纳斯马克,一位33岁的年轻导演。早在九年前,多纳斯马克便在想一个问题——一个秘密警察如何监听一位名作家的私生活。为此,他对一些前东德的线人与秘密警察进行了走访。多纳斯马克发现,秘密警察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他们只讲究原则,情感因素被彻底排除与封存。他们害怕感情会坏了对原则的追求。 在日常的苦难与制度的禁锢面前,诗歌何为?音乐何为?为什么那些创造爱与美的人会成为专制者的眼中钉?《窃听风暴》或多或少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在极端的年代,掌权者通过“新词”推销真理,并用冗长的真理说服民众自己生活在幸福之中。然而,发乎心灵的诗歌与音乐,会激起人们对爱与美的回忆与向往。它们一旦抵达内心,谎言织起的真理大厦顷刻间变得弱不禁风。 怀想自由的人们不会忘记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主人公安迪坐在监狱长办公室里播放《费加罗的婚礼》时的感人场景。只在刹那之间,这座狰狞的监狱仿佛变成了一座救赎人心、放飞希望的教堂。一切如安迪所说“有一种鸟是关不住的,因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闪着自由的光辉。”合乎人性的音乐可以穿透监狱的铜墙铁壁,打开人心的枷锁;它不用长篇大论,而是用人们凭借直觉便可以感受的美将人们从极权千万种幸福的理由中解救出来。 文艺的真正价值不在于为社会进步提供解决方案,而在于对人性之美的坚定的扶持。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那些符合人性的音乐之所以会被当权者视为“靡靡之音”而加以贬斥,正是因为文艺具有招魂的品质。正因为此,在极端的年代,诸如音乐、诗歌和绘画等艺术被纳入到意识形态的范畴加以控制。就像《一九八四》中所创造“新词”它不仅为“英社”拥护者提供一种表达世界观和思想习惯的合适手段,而且也是为了使得所有其他思想方式不可能存在。一旦失去了造句能力,不能识别饱含于历史之中的意义,人们便不再有异端的思想。 《窃听风暴》是一部关于自我救赎的电影。作家在反抗中找回了自己,窃听者在光荣背叛中获得了拯救。今天,互联网的发展使人们渐渐熟悉了远程教育,事实上,《窃听风暴》也向人们展示了柏林墙时代远程教育的另一种形态——只要相信人的良知未泯,那么就有可能让被窃听的书斋变成课堂,让窃听者变成了入室弟子,让监控记录变成了课堂笔记。 帝国的藤蔓 “条条大路通罗马”道尽了罗马昔日的繁华。据说罗马人征战到哪里,就把“大路”修到哪里。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总是通过对各种“道路”资源的占有实现对社会的控制,其目的莫不是为了阻断社会横向的交往,锻造“下面”对“上面”的服从。极权之最,无非是将公共权力与社会权利完全集于政府之手。政府控制了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生活的每个维度,使社会缩减到赤贫与破产的地步。 柏林墙倒塌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德雷曼从乌诺嘴里得知自己一直处于被监控的状态。回到家里,顺着墙纸和屋角,德雷曼拽出了许多根隐藏多年的电线,此时的他大梦方醒。一个旧的时代结束了,像是为死去的极权时代料理后事。德雷曼将一根根电线攥在了手里,帝国的藤蔓已经干枯,失去了往日的生命。曾几何时,它们盛极一时,以其隐秘却又无所不在的暴戾蔓延到私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为帝国获取收成。从厕所到客厅,从卧室到书房,只要斯塔西认为有必要,它们便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占领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 伸进居民卧室的藤蔓,难免让人想起章鱼。在西方,人们通常用章鱼来比拟难以抗拒的恐怖力量。雨果《海上劳工》里的主人公便是被章鱼这“大海里的吸血鬼”缠住拖向大海深处;科幻小说里,章鱼同样被视为人类潜在的敌人——章鱼具有极权的品性,它占有、抓握、吞噬,似乎具有毁灭一切的力量。 从脑袋上直接长出八条腕足,章鱼的身体更像是一个隐喻,为我们展示了极权时代的星状结构——中央控制八方。如雨果所说,章鱼是一团腐烂的rou,是疾病的丑怪化身,它的纠缠便是绞杀,它的接触便是瘫痪。 当斯塔西分子按着西兰德的招供去找打字机时,精神几近崩溃的西兰德不顾一切的跑到了街上,被一辆急驰而来的汽车撞破了脑袋。西兰德的死,无疑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显而易见,她的真实死因是章鱼的绞杀、是帝国藤蔓的“藤缠树” 西兰德曾经悲叹:“上帝的眼睛从不向下看。”然而,人的眼泪总是要向下流的。威斯勒见证了这一切,他跪在西兰德面前…此时此刻,相信许多人都会像威斯勒一样,在弱者身上看到自己现在与将来的境遇,意识到自己身处人类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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